王琳司法的功能在于定纷止争，判决只是前提，对判决的执行才是当事人所追求的结果，也是司法平定纷争进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备条件。
据《法制日报》2月17日报道，中铁十六工程局建筑工程公司诉福建省连城县政府、连城县交通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经福铁法院审理，判决两被告偿付原告工程欠款185万元及利息。然而连城县政府却拒不履行判决，法院两次派员前往执行均无功而
返。最后，在法官的积极疏导下，申请执行人放弃了对利息的追索，连城县政府遂同意和解，并一次性支付了本金185万元。报道称，这样的结局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然而在笔者看来，这样的执行结局不仅令人扼腕，其效果也着实难称“良好”。假如申请执行人不放弃对利息的追索，那么和解能否达成，本金是否会支付还将是一个大大的问号。申请执行人自愿放弃判决所确认的追索利息的权利，而满足于能追回本金就不错了，其根源便在于对现行执行现状的感性认识：一是执行太难，二是耗时太久，三是成本太高，四是风险太大。而在此个案中，还有着更重要的一个因素，那就是对手太强。如果与作为对手的行政部门强行硬耗下去，连本金能否要回也很可能是个未知数。类似的例证在近些年的司法实践中并不鲜见。
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在败诉后拒不执行，法院也无可奈何，判决如同废纸，尽管原告通过诉讼讨回了“公道”，换来的却仅仅是一个说法，通过胜诉可以预期的合法权益仍只是镜花水月。司法权威因此无法彰显，公信因此流失殆尽。笔者联想到一些地方有关行政部门不顾尊严与诚信地无视或抵制判决的执行，近年来为人所诟病的“执行难”几经整治却不见根本好转也就不难理解了。
究其根源，在这些漠视司法判决的地方行政部门背后，行政本位思想仍十分浓厚且有恶性膨胀之势。行政部门不把公民的合法权益放在心上，也不把法院放在眼里，客观上缘于行政部门的强势地位。行政部门对于公民，不是“服务于民”的公仆意识，而是以“管教”和“霸道”为特征的“父母官”作风。由于司法的“人、财、物”权皆为行政机关所操持，所以在一些地方领导的眼里，法院只不过是行政部门大院内的一个子机构，当然应为本地行政部门保驾护航。这种公民和司法在面对行政权时的无奈和无助，正日益影响到人们对司法和行政的公信。
按说行政部门本不应如此自毁形象，“赖账”毕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有的行政部门屡屡于民事执行程序中扮演起被执行人的角色，还在于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对市场的介入太深，对经济的事管得太具体，甚至不惜用行政机关去充当经济实体。而工程领域内的“垫资建设”又为这种“发展观”提供了可能。一旦工程完成，行政部门无力履约便以强权对抗，于是纷争频发。而对于这些领导人而言，只要漫长的诉讼进程和执行过程拖过其任期，便可将包袱顺利转交给下任。
在一个公民社会里，人们通过对行政部门行为的预期影响着信誉机制的建立。一些地方行政部门和法院的信誉缺失，与行政和司法功能的失调紧密联系在一起。福铁法院的执行完结，尤其是执行的过程，正是行政和司法功能失调的具体体现。对于那些更多拒不接受判决结果的行政部门而言，这则个案不过是提供了又一个“五十步笑百步”的佐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