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8日11:14 光明网

　　——重新认识中华文化刘明武

　　编者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句诗描绘出读书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读书要力求读出应当质疑之处，哪怕它是经典名著。如若从这可疑之处悟出新的见解，那就真正进入了角色。刘明武先生的这篇文章正是“献疑之作”，他还在努力尝试解开这些疑团。我们欢迎其他读者能参加到这个“相与析疑”的读书讨论中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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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有为先生在《新学伪经考》中把“古文经学”宣布为东汉刘歆的伪作，这在戊戌运动时期造成了惊天动地的轰动。后来，梁启超先生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又把“古文经学”当成了元典。“古文经学”到底是真还是假呢？

　　康梁都是大家又有师承关系，两个人谁对谁错呢？二

　　康有为先生在《大同书》中提出了很多说是能够使中华民族复兴的主张，其中之一就是打破夫妻制度——“凡男女相悦者，则立约以三月为期，期满之后，任其更与他人立约。”康老先生认为民族复兴的捷径在于首先破坏家庭私有制，而破坏家庭私有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要经常地、不断地更换妻子或丈夫。

　　如何探索，有康老先生的自由。问题是康老先生一直以大儒自居。在儒家文化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之道是从处理好夫妻关系开始的。《礼记·中庸》：“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又引《诗》：“妻子好合，如鼓瑟琴。”《礼记》中多次出现“爱天下人先爱妻子”的主张。《周易·序卦》：“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阅读儒家典籍，找不到“君子三个月更换一次妻子”的道理。从《周易》到《尚书》，从《尚书》到《诗经》，从《诗经》到孔孟，一直是以小家而论天下，家道正而后天下定，家庭安定而后天下太平。家道正，首先正在稳定的夫妻关系上。按照康老先生的划分，“古文经学”为假，但《礼记·中庸》应该为真，儒家这里并没有与康老先生相同相似的主张。打儒家的旗号，宣扬与儒家相反的主张，算不算真的儒？三

　　胡适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中曾说过这样的话：

　　“唐、虞、夏、商的事实，今所根据，只有一部《尚书》。但《尚书》是否可作史料，正难决定。梅赜伪古文，固不用说。即28篇‘真古文’，依我看来，也没有信史价值。”

　　在这个否定性结论之前，胡适先生对《孟子》做出了肯定性的结论：“《孟子》或是全真，或是全假（宋人疑《孟子》者甚多）。依我看来，大约是真的。”

　　如果《孟子》为真，那么胡适先生对《尚书》所下的结论应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一部《孟子》里面几十处引用了《书》——《尚书》，其中包括所谓的“梅赜伪古文”。数学允许等量代换，如果A等于B，B等于C，那么A就等于C。这一方法可以运用到文化研究中来——如果《孟子》为真，因为孟子大量引用了《尚书》，由此可以证明《尚书》是有信史价值的。实际上，《礼记》、《论语》、《左传》、《墨子》、《国语》、《庄子》、《荀子》里都有《书》的出现，如果《尚书》没有“信史价值”，那么应该怎样评价上述典籍呢？胡适先生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直是笔者的座右铭，笔者的疑问是，胡先生研究中华文化时真的“小心求证”了吗？进而言之，胡先生对中华文化的评价符合实际吗？

　　笔者困惑的是，一种文化怎么会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状态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先进，一个落后又挨打？因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把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上，如此结论对吗？对于中华民族落后根源之思考，能否换一个角度，例如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四

　　20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至今还没有结论。后人研究这场论战，关注的是双方的不同点。笔者关注的却是论战双方的共同点，即双方都认为一个“玄”字能够代表中华文化。一个“玄”字真的能够概括中华文化吗？

　　据《辞海》“玄学”条，玄学是魏晋时期出现的一派“崇有”、一派“贵无”的哲学思潮。那么，魏晋玄学能够代表中华文化吗？显然不能。因为魏晋之前中华文化已经光辉灿烂，魏晋之前已经有了诸子百家，已经有了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

　　据《汉语大辞典》“玄学”条，玄学指道家的玄妙之学。可是，老子论玄，既不“崇有”，也不“贵无”，论出的是有无一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在《道德经》开篇之处，老子指出玄的结构由无、有两部分所构成。玄熔融于有无一体之中，而非有、无对立。玄为众妙之门，众妙之门为生生之门，这里正是天地万物的发源地。庄子论道，一论在天地之中，二论在小草之中，三论在砖头瓦块之中，最终论在屎尿之中。道玄物不玄，道玄人不玄。道，一不远物，二不远人，所以“崇有”、“贵无”相互对立的哲学思潮既不能代表中华文化，也不能代表有无一体为玄的道家文化。

　　再者，论玄的道家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中华文化。因为道家之外，还有儒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诸子。诸子百家之前，中华文明已有2500年。

　　源头的中华文化即中华元文化应该是“道器并重”的文化。

　　先说道。探讨天地起源，是人类祖先的共同课题。同一个问题，不同民族做出了不同的答案。犹太人的祖先用一个万能的上帝、阿拉伯人的祖先用唯一的真主回答了天地起源问题。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把水、气、火、土这些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当作了万物的本源。释迦牟尼以“缘起性空”即内因之因与外因之缘这两种因素解释了万物起源。惟有我中华先贤则用抽象的一阴一阳解答了天地起源问题。阴阳先是以两爻的形式出现的。文字出现之后，一阴一阳被界定为道。道为生生之源。道生天地，天地生万物，天地生男女。道和上帝、真主一样是造物主，所不同的是前者是自然存在而后者是具有人格意义的神灵。道在中华元文化里和《圣经》里的上帝一样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如是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如是说。道，既是宇宙观，又是人生观。

　　再说器。早期中华民族与西方其他民族相比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标志，那就是特别善于发明创造。西方的火是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偷来的，中华大地上的火是人用智慧从木头中钻出来的。《圣经》里的伊甸园是上帝恩赐的，中华大地的草木屋是人构筑起来的。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与文字记载里出现的是一系列有关发明创造的人和事：“女娲补天”，“钻木取火”，“构木为巢”；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尧、舜发明网罟、耒耜、衣裳、车船、臼杵、宫室、弓矢，嫘祖培育桑蚕，后稷培育五谷……《圣经》中的万能之神没有降福于中华大地，没有降福于中华民族，所以，幸福生活必须由人来自己创造。创造幸福的途径有两条：一条是纯粹用力，一条是力、智结合。中华先贤走的是力、智结合的道路。他们用智慧发明创造出先进的器具。用先进的器具促进生产、改善生活。中华先贤把一切先进生产工具、生活器具、自卫武器简称为器。商朝之前的贤哲迟任就明白了这样一条哲理——“人是旧的好，器是新的好”。《周易·系辞传》中把发明创造器具的功劳与天地日月的功劳相并列，并记载了发明创造的系统理论——“尚象制器”。《圣经》中的上帝反对人的发明创造，人至今无法赎清的原罪，就是由于老祖母夏娃用无花果的树叶发明裙子惹下的祸。在中华大地上，人们穿衣裳是一件文明天下的大好事。发明衣裳之事，被视为是圣人所创造的光彩之事。据《周易·系辞下》记载，衣裳是黄帝发明的。道不但不反对人的发明创造，而且可以启迪人们在各个领域、在任何时期进行发明创造。《周易·系辞下》：“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这个论断告诉子孙，道、器之间是可以转化的。道为何能启迪人的发明创造？因为道体现在两种象——形象之象与抽象之象之中。形象之象是天地万物之形象，抽象之象即太极、八卦与六十四卦之图象。形象之象生动活泼、日新月异，抽象之象简易、深邃而博大，所以两种象均可以启迪发明创造的灵性。早期中华大地上出现的重大的创造大都与阴阳、八卦有关，例如，天文学、礼乐、中医学、军事学、建筑学、围棋、炼丹术……，道与器在现象上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实质上乃源流关系。道处生技，道处生术，道处生器。道之处不但有生生之理，还隐藏着发明创造的哲理。道家反对器，但老子深知有无之巧妙组合，方有器之用、室之用；庄子则通过庖丁之口直接说出了“道进乎技”。道在中华元文化中占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一个“器”字可以与之相并列，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不是体现在“道器并重”上？用一个“玄”字涵盖整个中华文化，对吗？五

　　有一个著名的口号叫“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以来，学者们发表了许多批判儒家文化的文章。可是稍微细心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并不属于“孔家店”，而属于“皇家店”或其他店。

　　例如“男尊女卑”，出于《列子·天瑞》篇，列子属于道家而不属于儒家。孔子主张的是“男女同尊卑”。在《礼记·昏义》里，孔子主张夫妇从喝完交杯酒的那一刻起，所建立起的关系就应该是“同尊卑，共相亲”的关系。——“男尊女卑”与“男女同尊卑”，这是一笔糊涂账。再例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反对寡妇再嫁，这是程颐的主张。据《礼记》记载，孔子的儿媳妇是再嫁的、孙媳妇也是再嫁的。孔子以及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化没有迫害自己再嫁的儿媳妇、孙媳妇，怎么会迫害到几千年后雪上加霜的寡妇们以及昨天的祥林嫂？这又是一笔糊涂账。

　　历代皇帝都主张无条件的忠孝，所以演化出两句流行非常广泛的格言——“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父叫子死，子不死为不孝。”无条件的愚忠、愚孝，一直被视为是儒家的主张。儒家讲忠孝，但讲出是理智之忠、理智之孝。《论语·宪问》：“忠焉，能勿诲乎？”《孟子·滕文公上》：“教人以善谓之忠。”新出土的《郭店楚简》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其中涉及到关于“忠臣”的界定：“鲁穆公问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谓忠臣？’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公不悦，揖而退之。”忠臣之“忠”，就在于能够经常批评君王之错误。求善，是儒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儒家论“忠”，就是为了把人培育到“至善”的境界。儒家的忠与愚蠢之忠之间毫无共同之处。

　　以孔子的名义留下了一部《孝经》。《孝经》中的“孝”体现两个层次上：首先是爱惜自己的身体，包括毛发皮肤都不能随便毁伤，这是孝道的开始；二是修身处世，认真度过自己的一生，创造出业绩，使父母感到光荣，这是孝道的终结。君之上还有道，父之上还有义，如果君失道、父失义，忠臣与孝子就应该进行诤谏。《孝经》里专门有一篇《诤谏章》，讲的就是臣、子如何纠正君、父错误的道理。孔子与孟子都歌颂过“汤武革命”；孔子批评过猛于虎的苛政；孔子还批评过父子相传的家天下；孟子以“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批评过诸侯国君，还批评春秋时期的所有战争为“无义战”，点名春秋五霸为“三王之罪人”；《荀子·子道》篇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点叫做“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儒家文化里何处有愚忠、愚孝的成分呢？把愚忠、愚孝强加在儒家文化身上，是不是又一大笔糊涂账？

　　诸如此类的糊涂账还有很多，例如错误理解“为富不仁”，错误理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断章取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常识性错误，例如陈景润与华罗庚不能混淆，例如牛顿与爱因斯坦不能混淆，这个定义与那个定义不能混淆，笔者困惑的是，为什么文化批判中会出现那么多的张冠李戴断章取义的常识性错误呢？有人冒充“同仁堂”造假药，难道就应该去打倒“同仁堂”么？六

　　西汉董仲舒以“阳为阴纲”为立论基础立出了“三纲”，之后演化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笔者把笛卡儿坐标引入文化研究，发现“阳为阴纲”之立论在《周易》与儒、道两家文化以及中医文化里根本没有理论基础。

　　你看，八卦与六十四卦中的阴阳两爻是一个合和、合作、和谐的关系，阴阳两爻如果缺一，就无法产生千古流传的八卦与六十四卦。——在卦象里无法领会出“阳为阴纲”的意味。

　　文字中所表达的阴阳之间的关系是合作、合和、和谐的关系，而非阳为阴纲。《周易·系辞传》：“一阴一阳谓之道。”又曰：“阴阳合德。”在《周易》里，阴阳首先寓意天地，天地之间是一个交合的关系。《周易·彖传》：“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曰：“天地不交则万物不通也。”天地相交亦即阴阳之交。阴阳之交，是一个合作、合和、和谐的关系。《易传》论道，论出的是“一阴一阳谓之道”，而不是“阳为阴纲之谓道”。——在《易传》文字里无法领会出“阳为阴纲”的意味。

　　老子论阴阳之间的关系，论出的是一个“和”字。《道德经·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果阴阳失和，万物则失去了存在的前提。老子论阴阳关系，没有论出“阳为阴纲”。

　　孔子认为，礼是人与禽兽的分界线。礼有一个来源之处，天地即礼的发源地。《礼记·礼运》：“圣人作则，必以天地为本。”又：“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阴阳之交”的关系体现在相互交往、交合、合作之中，而非一阳独大。孔子论阴阳关系，同样没有论出“阳为阴纲”。

　　《黄帝内经》以阴阳论气血，气血之间是一个合和、合作、互动而平衡的关系；只有气血互动，只有气血平衡，才有人体安康。如果气血失衡，马上就会引起人体疾病。中医文化里同样没有“阳为阴纲”的道理。

　　“三纲”的谬误，首先谬在哲理上。笔者此处的困惑有二：其一，这些显而易见的区别，为什么一直没有被区分开？其二，两千多年来的学者们大都拥戴“三纲”，近百年来的学者们大多数都批判“三纲”；有时间拥戴，也有时间批判，可是为什么不能静下心来，花上一点时间，查一查“三纲”在中华元文化里、在儒道两家文化里以及中医文化里到底有没有理论依据呢？七

　　“三纲”建立了这样一个做人的基本公式，即“君如何，臣如何；父如何，子如何；夫如何，妻如何”。如果以《周易》之理相比照，就会发现崇尚自然、崇尚天地的中华元文化在此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质。

　　《圣经》说上帝造人，所以，做人应该法于上帝。《周易》说天地生人，所以，做人的道理应该法于天地。八卦与六十四卦，都把人的位置摆放在天地之间。《易传》诠释卦象，揭示出了效法天地的人生哲理。《易传》十篇，凡是涉及到如何做人时，必然讲到效法自然、效法天地。《周易·象传》诠释六十四卦，揭示出了六十四条人文哲理，这第一条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第二条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应该效法天地，圣人同样应该效法天地，《周易·系辞上》主张“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无私覆，地无私载，这是天地所隐含的无私之德。生生不息，日日求新，这是天地本身的生生之德。天行刚健、变化有序、周而复始，这是天地所隐藏的“易穷则变”的哲理。从具体上看，天地之中隐含着丰富而常青的人生哲理；从根本上看，人的本源之处才是人理的诞生之处，所以三爻、六爻与《易传》创建了这样一个做人的基本公式，即“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

　　“三纲”改变了做人的基本公式，把“天如何，地如何，人如何”改变为“君如何，臣如何；父如何，子如何；夫如何，妻如何”。两个公式孕育出了两种状态的中华民族：崇尚自然、崇尚天地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生动活泼、自强不息、善于变化、善于求新的民族。迷信皇帝、迷信权威的中华民族则是一个唯唯诺诺、墨守成规、日益退化的民族。

　　一会“焚书坑儒”，一会又“独尊儒术”，由皇帝决定整个民族对文化的取舍，使文化失去了讨论的空间。没有了文化，只有乱化，王朝更迭的灾难周而复始，致使中华民族由领先于世界到一步步落于世界，直至沦落到谁都敢打的地步。中华文化本来是可以争鸣的文化，连《周易》这样的经典，《系辞传》还说“不可为典要”，应该“唯变所适”。笔者的困惑仍然有二：这么大一个中华大地，怎么会让文化失去了讨论的空间与自由？这么大一个中华大地，怎么会让皇帝一人决定对文化的取舍？八

　　以珍妮纺织机、蒸汽机为标志，工业革命开始了。工业革命之后，每一台机器的诞生、每一个工厂烟囱的建立，对具体、对实际来说，都有着积极意义；但所有的机器与所有的工厂烟囱加在一起，却出现了巨大的负数——天上有臭氧层黑洞，地上有被污染的土壤与江河，天地之间有被污染的空气，餐桌上有被污染的猪肉、牛肉、蔬菜与鸡蛋……

　　声、光、电、化曾被全世界的思想家、政治家、理论家、哲学家们所歌颂，大家共同认为科学技术会给人类带来一个美好的天堂。300年过去了，人们所面临的不是纯洁而美好的天堂，而是一个近乎让人无法生存的、严重污染的肮脏环境。不同立场的人们终于共同认清了一条道理——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假如没有认识到这条道理呢？再过300年，人类的生存环境又会是怎么样呢？

　　如何评价工业革命以来的科学呢？又该如何评价工业革命以来的思想、理论与哲学呢？这些问题都是笔者困惑的。九

　　很多学者认为，古老的东方智慧“天人合一”的哲理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之源。“三才者，天地人。”“天人合一”的哲理源于八卦的三爻与六十四卦的六爻。《周易·系辞下》：“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三爻象征天地人，六爻分三组亦然象征天地人，这个位置排列非常有意味，天位于人之上，地位于人之下，人位于天地中间，试想一下，如果戳破了天、污染了地，那么，哪里还有人的赋存位置呢？

　　据北京大学朱伯教授主编的《易学基础教程》介绍，德国数学家、哲学家莱布尼茨一看到先天易图，马上认同了易图与二进制数表之间的一致性。

　　一个是可以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哲理之源的“天人合一”，一个是推动现实世界前进的二进制，文化与科学在古老的卦象这里得到了完美而和谐的统一。笔者此处的困惑是，古老的卦象之中到底有没有隐藏着现在有用的东西呢？如果有，到底隐藏了多少，有没有继续追索之必要呢？源头活水对于滔滔江河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树之根本对于茂盛之枝叶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文化呢？源头的文化对于今天还有没有意义呢？一部上帝造天地、上帝造人的《圣经》，现在的美国人还在读，这并没有影响美国的进步；一部“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的《周易》，有没有重新认识之必要呢？（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