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19日英国多佛惨案，58名偷渡者被活活闷死在一辆集装箱车子中，其中包括十多名福建福清人。2004年2月5日，英国莫克姆湾海难，福清再次成为偷渡“重灾区”。究竟是什么心态，使得一批又一批的福清人“出去”？偷渡又给福清人的生活、文化带来了什么？偷渡的根源和出路又在哪里？连日来，记者多次探访了福清三山镇泽朗村、江镜镇苍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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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园荒芜家庭“空心”

　　在福清市区通往三山镇泽朗村的路上，可以看到大量荒废的田地，许多有关日语培训班的广告牌，高高竖立在路边显眼的位置。车子驶入泽朗村，广告牌被村里围墙上的许多墨黑大字取而代之：“偷渡一次，悔恨一生”、“偷渡活动一日不止，打击偷渡一刻不停”……

　　村里很宁静，即使是许多漂亮的洋楼，门里门外也没有太多繁华的痕迹。此次“英国魔鬼海滩事件”中的失踪者郭炳龙、郭念珠、郭长茂就是这个村子的村民。村子不大，村民都知道三人出事了，但记者和他们聊起三人的事，村民大多不愿意多说。

　　“出去的人这么多，没有听说像他们这么惨的。”村民们说，清明节扫墓时，老人都会带着孩子到死者墓前祭拜，他们的祈求大多和出国在外的家人有关，希望亡魂保佑没“出去”的尽早“出去”，已经“出去”的，平安挣大钱。

　　三山镇镇政府里的一名官员介绍说，泽朗村是镇里的“富裕第一村”，人均收入每年5000多元。问及如何致富？他说，“靠海，靠偷渡”。一个村干部说，因为村子邻海，每年村民可以从中得到1000多元的收入，而其余近4000元是靠偷渡者打工得到的。

　　在多佛惨案中，江镜镇苍溪村有2名偷渡者遇难，而在今年的“英国魔鬼海滩事件”中，苍溪村又有人失踪。

　　苍溪村村委会一干部向记者介绍，苍溪村没有靠海优势，人口2900多，村里每人平均4分地，没有什么产业，因为“传统习俗”，村子里已经有800多人出国去了，这其中包括全村10个大学生中的9个。还有许多孩子无心上学，就想着只要初中毕业了，赶紧“出去”。

　　一个当地的“蛇头”透露，偷渡出去的福清人有30多万，而这些“出去”的非法途径多达10种。由于偷渡出去的福清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国外他们都只能从事一些当地人不愿意做的、低级的工作。

　　高息借贷只借给“偷渡者”

　　这么多偷渡的惨案血淋淋地摆在面前，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福清人要前赴后继地“出去”？有人说，福清历史上很穷，而且人口大量过剩。

　　穷到什么程度呢？泽朗村的一个村民这样形容：两片地瓜一锅水，就是一顿饭。

　　穷到这种程度，哪里还有钱“出去”呢？有钱“出去”，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拿去投资呢？

　　据了解，在福清一些“偷渡文化”高度成形的村落里，要做点小买卖，大家是不信任你、甚至不怎么瞧得起你的，你当然也借不到一分钱。而当你鼓起勇气要“出去”，即使你昨天还不名一文，背着一屁股烂债，很快就会有人愿意资助你几十万。

　　对此，多年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福建中医学院林榕发教授认为，“偷渡文化”只是转型时期的一种暂时现象，其实从人的本身心理上来讲，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更不用说去偷渡。但攀比的心理，导致了“不愿意去偷渡”与“心动的希望”并存，这恰恰反映出了偷渡者的心理特征。一旦“心动的希望”超过本身的不愿意，“出去”的潮流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林教授说，构成偷渡的最大内因，是想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和财富。由于发达国家和我们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和劳务价格上有较大差异，偷渡的回报率很高，超过了他们可能要承受的风险，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借高息都要偷渡。久而久之，在一些地方建立了多种偷渡渠道，并衍生出组织偷渡的犯罪集团。

　　另一个内因是观念，这里没有人认为偷渡是一种违法的事情，相反，偷渡出去打天下的人反而被人们所赞许，一些村干部甚至有以此促进本村经济的短视看法，这里的道德观和法律要维护的法则不在一个方向上。这里的人们热衷于攀比财富，炫耀财富，而在当地只有偷渡这种致富的渠道最顺畅，也最有说服力，于是有更多人去偷渡，最后加速了前一个恶性循环。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副校长倪小宇则认为也有外因的成分。部分非法偷渡目的地国家在移民方面的政策给了偷渡者侥幸的空间。这些国家的移民法律有不少漏洞，例如，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均曾实施过特赦政策，非法偷渡者也可以堂堂正正变成合法的移民。

　　日美英就怕三个地方人

　　在美国信息部“来自中国的人口偷运活动”的专题网页上，所附地图是以福州为中心的，标注的地区有连江、福清和长乐。

　　在福清当地，盛行这样的民谣：“日本人怕福清，英国人怕连江，美国人怕长乐，全世界怕福建。”但是，全世界“怕”福建人的结果是福建人不容易通过欧美、日本的签证，甚至难以在本地办理护照。林榕发教授认为，偷渡现象所造成的后遗症远远不止这些。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偷渡行为，其背后隐藏的是肮脏的交易、黑恶势力的蔓延，以及各种不易被察觉的社会问题。当然，更高层次的问题是违背了我们国家的法律，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

　　“反偷渡之本”究竟何在呢？倪小宇做了这样的分析：

　　早些时候，福建省偷渡现象最严重的是石狮、晋江以及福州的福清、长乐等地。但是，石狮、晋江的偷渡现象现在基本上没了，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晋江市金井镇溜江村在20世纪70年代偷渡现象也一度蔚然成风，当时村里50%以上的年轻人偷渡到香港、澳门打工。然而到80年代末，这里的人就不再“出去”了，他们用十几年积累起来的上千万资金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如今，这里的服装、纺织企业已具有相当的名气。可以看出，石狮、晋江人把赚到的钱用来兴办民营企业，发展当地经济。而福清、连江等地的人把汇回国内的钱用来起大屋、修大墓、捐大庙，甚至是用来借给想“出去”的人，赚取高额利息。不仅如此，在这些地区，偷渡已超出了个体行为的范畴，上升为“集体意识”。偷渡者的人生目标受这种“偷渡文化”的熏陶，能轻而易举地获取高额贷款的支持，冒着坐牢的风险，大胆实施偷渡行为、实现偷渡目的。

　　如何反偷渡？福建省社科院法律研究所陈祥健所长说，政府一方面要加强对非法偷渡的打击力度，此外，在国外法律允许的前提下，由政府牵头组织合法有序的劳务输出，以满足当地人出国打工的强烈愿望。何旌　王长春　肖春道（据海峡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