邬凤英
近些年，一些省市的国有企业在改革发展中，悄悄出现了一种值得关注的“家族化”现象：内部管理权力“近亲繁殖
”，权力结构逐渐被企业高层家族成员垄断；财产资源逐渐被家族占有或“借用”。有关专家指出，国有企业“近亲繁殖”的
家族制，目的是为了更方便地侵占国家利益，直接危害是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2003年12月29日 《新华网》)。
综观各类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就会发现无论作案手段怎样千变万化，但基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经营层的权
力过大而且不受监督；其中，又以职工群众完全被排除在监督程序之外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不难想像，当一个人可以“任意
”处置他人产权的时候，人们凭什么相信他会对产权所有者负责？
从表面上看，国有企业内部的职工是可以通过工会、职工代表大会等来行使监督权利的，但在现实中，由于缺乏相配
套的选举、罢免、检举、控告等可操作的程序性规定，这就使得职工实际上无法行使监督权，而当董事或经理兼任党委部门的
负责人时，连党委的监督也变得形同虚设了。
在当今世界各个发达的市场经济体中，都存在一个如何对企业的经营层进行监督的问题。监事会制度的出现，就是基
于这样一个理论：在一个企业当中，职工的利益和企业命运的相关度最高，因此他们最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他们应该
最有发言权。
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也有监事会的架构，但我们的监事会没有任免董事及厂长(经理)的权限，也没有常设机构
和必要的实施手段，经费也缺乏相应法律保障。虽然《公司法》第124条的规定：“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
工代表组成，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监事会的职工代表由职工民主选举产生”，但在实际生活中，监事、董事、经理往往
都是指定人员。监事对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缺乏一种内在深度关切，也没有足够动力履行监督义务。
必须彻底改变职工本是“企业主人”却一点都没有“主人”权力的极不正常现象，必须增加广大职工在“国有企业的
出售”和“改制”中的发言权、否决权，让能代表职工利益的职工代表参加“国有企业的出售委员会”或“改制委员会”，让
这些职工代表具有否决权。
从这个角度上说，德国的监事会制度对中国最具借鉴意义--德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特点是监事会和董事会有上下
级之别，监事会为上位机关，董事会是下位机关，监事会实际上拥有控制董事会的权力。它的权力有：任免董事会成员，包括
董事会主席；决定董事的薪酬；检查公司财务状况，可以查阅公司账簿等财务会计资料，可以委托监事或专家检查公司财务；
监事会可以随时要求董事会报告公司的重要业务执行情况，包括公司的经营方针、营利能力、营业过程、资金周转、人事等情
况。此外，虽然公司法将经营决策权赋予了董事会，但对于某些特定的交易，董事会仍然必须事先得到监事会的批准后才能进
行。
中国国有资产的流失通常是以国企宣告破产、经营层摇身一变成了私企老板、大部分职工下岗这样的形式实现的。国
有企业职工是国有资产流失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对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最高。因此，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监事
会的法律地位，改进和完善监事会这一专门监督机构的构成和运行机制，比任何其他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措施都更有效、更合
理、更符合中国国有企业的传统。一个职工占有重要地位、以董事会的上位机关身份出现的监事会，将会解决国有企业中“资
产所有者缺位”带来难题，因为没有谁比职工群众更关心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因此也就没有那一个群体比职工群众更适宜
充当国有资产的“守护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