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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9日11:28 南方周末 | |||||||||
陶令:求职路遇腿疾磕绊 本报见习记者 戴敦峰 3岁时的一场高烧改变了陶令的一生。
那场高烧给他留下了一条比正常人羸弱的右腿,以及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求职阴影。 疾病 在上海市莘庄地铁站的南广场,陶令朝记者走来。每走一步,身体都会向右边微微一沉,然后再走一步,再一沉。 3岁那年,家住安徽芜湖一个小乡村的陶令得了一场大病,接连发了几天高烧。 等烧退之后,母亲发现陶令的腿出问题了:他再不能像别的孩子那样,在乡间自由地追逐、嬉戏。这才知道,陶令得 的是“小儿麻痹症”。 小儿麻痹症又叫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病毒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多见于婴幼儿,表现为肌肉瘫痪,运动功能障碍,但 智力不受影响。据1987年普查推算,我国约有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183万人。 这场疾病在陶令身上留下了明显痕迹:右腿肌肉轻微萎缩,右腿比左腿短2厘米。 身体上的缺陷并没有对陶令的童年造成太大的影响。他每天和小伙伴一样,走十几里的路去上学。身边的伙伴并没有 觉得陶令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只是他比同龄人更加痴迷文学。 一败 高中毕业后,陶令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被镇文化站要了去。 但文化站的工作没有多少“文化含量”。陶令实际上成了镇政府的勤杂工,诸如去乡里收个费、征集农民修路之类的 事都要他去办。 在文化站,陶令第一次因为腿疾遭受心灵刺伤。 有一次,镇长让他去牵一头猪,半路上猪挣脱绳子跑了。陶令不能快跑,自然追不上那头猪。回到镇里,镇长当面也 没说什么,但第二天有人告诉他,镇长后来说了:“连头猪都抓不住,要这种人有什么用!” 陶令决定先离开镇里。1996年,已经通过自考拿到大专文凭的他,考上了南京大学作家班。 两年的脱产学习之后,陶令又拿到了本科文凭,但也彻底结束了镇文化站的工作--镇上告诉他,在这两年里已经有 人顶上你的位置,你不用回来了。 1998年陶令来到了芜湖。这一年他34岁。 再败 陶令回忆芜湖的生活,用得最多的两个词是“遗弃”和“伤心地”。 1998年芜湖市广播电视局面向社会公开招聘18名工作人员,刚刚拿到本科文凭的陶令兴冲冲地去报了名。 经过几轮的业务考试后,有朋友私下向他透露,他的成绩在应试的几百人中名列第五。 最后一轮的体检并没有关于小儿麻痹症的检查,但陶令还是主动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医生。 “一来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真实情况,二来我也没觉得这个后遗症会影响我工作和生活--平常在家里扛煤气罐这种重 活都是我做的。” 然而,陶令的诚实换来的是广电局招聘落选的事实,理由是“腿不好,扛不了摄像机”。 陶令找到广电局领导的家里,希望能够让他做编辑。 第一次去,领导说,我们这里工作忙起来是采编合一的,记者和编辑都要往外跑,你的身体不合适。 第二次去,领导闭门不见。 第三次,第四次…… 芜湖市人事局的一位同志也为陶令感到可惜,就把他推荐给芜湖市经济广播电台。 而经济广播电台的一位负责人认为,陶令的“腿不便利,不适合做记者”。 陶令又一次被拒之门外。 三败 当时,刚好芜湖市的一家报纸需要人,市人事局又把陶令推荐过去。虽然一时没有编制,但陶令想,先落下脚,总会 有机会转正的。 按照报社的规定,新进人员都要从校对做起。但陶令做校对一做就是3年。 2001年,当初和陶令同时进报社做校对的同事几乎全都被调去做记者、编辑了,只有陶令还被留在校对岗位上。 陶令终于忍不住了,直接找到主编:“和我一起进来做校对的都调走了,什么时候可以把我调去做记者呢?” 主编说,我们也想把你调去做记者,但是你的腿…… 陶令说,那我做编辑也可以啊,编辑毕竟大部分时间是在办公室里的。 主编足足好几分钟一言不发…… 这一年,他37岁。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招聘单位35岁的用人年龄上限。 四败 2002年,心灰意冷的陶令离开了芜湖。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在上海莘庄买了一套房子,满心希望上海的生活能给 他一个新的开始。 在上海,陶令又尝试了一次求职,但结果与在芜湖的经历大同小异,无非是在他的旧伤上再添一道新痕。 “一家上海的杂志社招编辑,我去面试了。杂志主编一开始并没有看出我的腿有问题,和我谈得挺投机,已经答应把 几个版面交给我负责了。然后我告诉她我得过小儿麻痹症,腿有点问题,她的态度立刻就变了,开始吞吞吐吐,说‘这好像有 点麻烦……你的年龄恐怕偏大了,要不你还是回去等我们消息吧’。” 这时的陶令已经38岁了。对于找一份稳定的工作,他彻底失去了信心。 绝望 一次又一次的挫败,给陶令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每次求职时,别人的异样目光对他都是一次新的伤害。 在芜湖做校对时,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一座中山桥。“有时候我真想从桥上跳下去,但想想自己跳下去了,老婆、孩 子又怎么办呢?” 在外人面前,他不愿意过多谈及他的右腿。对他来说,这几乎是一切不幸的根源。 他反复向记者强调,他的腿疾并不严重,不仅可以走路、骑车,家里的重活也是他一人包揽,这条腿并不会影响到他 工作。陶令总希望在别人的眼里,自己和正常人没有区别,能够享有和正常人平等的待遇。 他困惑,“我常常有种被社会抛弃的感觉,会有孤独感,甚至对整个社会产生敌意。我只是一条腿有轻微残疾,我不 需要社会的救助,相反我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职位,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拒绝,为什么连这个最起码的机会都不给我呢?” 漂泊 上一次面试之后,年近不惑的陶令几乎已经放弃了求职的念头。在上海西南面的小家里,陶令开始了他的自由职业者 生活。 做一个自由职业者,对于许多城市人来说,也许是一个时髦的选择,但对于陶令来说,实在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每个月的水、电、煤气、物业管理费总要付,女儿每个学期的学费总要交,欠的房款也总是要还的。 家里最现代化的莫过于书桌上的一台电脑。而呈球面凸出的电脑显示器,一看便知是四五年前的产品。陶令轻轻拍了 拍电脑:“这是我2000年买的,也是我这些年来谋生的工具。” 陶令生活中的主题就是写稿:给所有能联系上的媒体写稿,只要是能赚钱的,什么题材的稿子都写,从故事到随笔到 通讯。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有三四千元的稿费,少的时候只有一两千,最少的一个月只有几百元。 和收入的不稳定相比,与整个社会的隔绝才是更可怕的。 陶令很少出门,和编辑的联系也只是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 “整天呆在家里会有一种隔绝感,好像我不属于这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不属于我了。”陶令说,除了爱人和孩子,他 几乎没有机会和陌生人面对面地交流。 陶令用一个“漂”字来形容自己的感受:没有固定的工作,就像浮萍一样漂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过了这个月,不知 道下个月怎么过;户口和人事关系都留在了老家,虽然人在上海,却无法享受上海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险和医疗保险。“老了 以后怎么办呢?只能一直写下去,写到写不动为止。”他说。 面对经济和心理的双重压力,陶令有时感觉自己处在“崩溃的边缘”。 今年陶令40岁。不惑之年的他仍然不明白,究竟是这条腿造成了他一生都无法逾越的障碍,还是什么因素制造了这 个障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