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对新华社记者表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刚刚引起国内医学界的重视。救治早产儿，从某种程度来 说，要生命就不能要眼睛。

　　是这样吗？

　　岳军曾向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提出孩子眼睛似有问题，不能正常视物，却被医院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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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发育慢属正常情况，可以 用鲜艳的东西逗弄孩子。

　　从4个孩子经历看，以最基本的逻辑判断，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应该是对潜在的危险毫无觉察，除非他们是蓄意所为 。4位家长则指责说，医院完全是为了赚钱而供氧。刘东江说，这家医院的氧气每小时收费2.5元，按照医用氧气每瓶6立 方25元的价钱推算，医院至少有150％的利润。

　　尽管记者进行了耐心的说服，并指出回避是最差的公关态度，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院方最终也没有接受本报的采访。 医院办公室的杨帆说，她受命接待来访的记者，并转达院方态度：不回答任何问题。新生儿科的一位主任同样拒绝了采访。但 是，这家沉默的医院显然在为当初没能多说几句话而懊丧不已。无论是哪位医生、护士，只要被询问到“为什么没有告知家长 并采取预防措施”的问题，都会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谨慎的沮丧。

　　刘东江花费大量时间在图书馆查阅相关医学资料，他家里现在堆了厚厚的医书。

　　刘东江指责医院见利忘义的重要证据是，在《实用新生儿学》一书中，有关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的知识，如“当吸入氧 气浓度过高，或供氧时间长，可能发生氧中毒，眼晶体后纤维增生最常见，表现为晶体后视网膜增生或视网膜剥离，使视力减 退或者失明”，至少有6处被提到。而他曾亲眼看见，这本书就摆在医生的桌子上。

　　1942年，德国医生Terry在因白瞳症及视力不良而受检的婴幼儿中发现了此病。当时推测这种位于晶体后的 纤维膜为先天性晶体血管膜之遗迹，称为晶体后纤维膜增生症，1949年经临床观察证实，本病并非先天形成。1950年 被Heath医生命名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从那时起，时间已经过去了50多年，在中国，有关这一病变的知识在各种医学 教科书中也一再出现。但是，知识的传授远远没有转化为实践的成果。

　　在中国，目前只有北京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医院和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三家医院可以诊断这 种疾病。

　　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先后遭到了这4位家长的起诉。两个正处于治疗期间、家长没有起诉、因此不愿透露其姓名的患 儿，同样出生于这家医院。

　　在国内，已有相关判例出现。2000年10月，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曾做出鉴定书，针对楼林昊天失明 一案，认定洛阳市一家医院“医疗行为存在明显不当”。江苏省高院也曾做出法医学鉴定，认定南京市一家医院对庆宇翔的失 明“存在过错”。河南新乡红旗区法院则认定，新乡市一家医院对何宜轩的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负有责任，存在“治疗过错”。 在以上几例中，法院都判决医院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赔偿金额从30万到80多万元不等。

　　但是，更多的家长在早产儿视网膜病变诉讼中难以胜诉。在新华社等机构的新闻资料库中检索，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 一点。

　　有受害儿童的家长认为，医疗责任认定如此艰难，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是主要原因。

　　在与医院的“战争”中，刘东江是最坚定的一个。在名片上，这位初中毕业的铁路职工给自己加上了一个头衔：早产 儿视网膜病变患儿家长。他开通了一部小灵通，专门用于与各地的患儿家长联络。

　　他很激动，不断地用左拳砸右掌，不断地质问：院方医护人员是否经过基础的用氧培训？是否盲目用氧？用氧时必须 同时使用多项仪器监测，医院是否执行？住院期间是否按照诊疗规范检查眼睛？

　　刘东江指责说，在法院做出证据保全之前，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已经篡改了病历。按照病历书写规范，签字必须出现 在记录的下一行，但在刘维铧的病历上却出现了异常情况。在2001年6月26日下午2点的一条病历中写道：“因缺氧给 予氧气，易引起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现在双眼灵活，对光反射，眼球可随眼前物体移动，计划近期请眼科专业医师检查眼底。 ”这些记录占据了两个半行，字距明显小于同一条记录的其他句子，署名“李云萍”则出现在尾句的同一行，似有事后添加的 痕迹。

　　即使如此，刘东江说，这一“近期请眼科专业医师检查眼底”的计划也从未实现过。

　　卫生部已委托中华医学会在近期召开专家论证会，要求后者就天津市中心妇产医院出现的问题尽快提出专家意见，以 便作出进一步处理。

　　患儿的家长们已经产生了一种同仇敌忾的感情，徐惠林说：“我们的遭遇都是一样的。”她的儿子傅振东，2002 年6月1日在上海出生，吸氧11天，治疗前后都未得到医院的有关提醒，出生5个月时被查出视网膜病变已至晚期，虽经全 家举债为孩子两次手术，亦不能挽回视力。

　　郝云丽性格温和，被丈夫杨德山认为是一个贤惠的妻子。在杨蔚依失明之后，她性格大变，导致夫妻经常争吵。事实 上，杨德山承认，自己的性格也变得怪异。他不再去参加任何娱乐活动，不愿意听任何人谈起任何孩子。他回忆说，甚至在北 大人民医院为孩子做手术期间他也是幸福的，因为当时他还残留着最后的期望，夜里还用小手电测试杨蔚依有无光感。现在， 他不再需要小手电了，只希望她安静下来。

　　郝云丽大概快下岗了，她所在的小卫生院薪水微薄，有一个月的工资只有4角6分。杨德山每月收入1000多元， 当他计算孩子未来的生活费时，每年只以千计。

　　刘东江的性格更好胜一些。“每抢救回一个孩子，都是我的胜利。”他说。

　　刘东江总是盯着健康孩子的眼睛看，常把人家的孩子吓哭了。李永成等待着今年6月的复查，期望女儿可以有些光感 。岳军除了忙于照顾脾气暴躁的孩子，还要应付债务。杨德山走在路上，观察那些盲人，设想女儿将来会遭遇什么。

　　孩子们将来的遭遇是很明显的。他们都将进入天津市解放南路的盲校，而不是普通的小学。在那里，孩子们用于学习 基本的生活能力的时间要多于学习拼音和数学。他们将生活在永远陌生而黑暗的空间中，眼球则会像干苹果一样萎缩下去-- 直到他们死去，也许70年，也许80年。这些人工盲童们的存在，都意味着对他们曾经的这个时代的爱的能力、责任感和职 业素养进行责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