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泉州“两会”前哨

　　人大代表通过本报征集市民意见

　　本报讯在泉州“什么算是大病？有多少农民愿意参保？外来工参保的人数可能达到多少？还有各地农民能承受多高的年缴纳金额？”这些问题，最近一直困惑着泉州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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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沙鸣。

　　在即将召开的泉州市十三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上，骆沙鸣拟向大会提交一份题为《应尽快建立我市“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议案。为了使该议案能更符合实际需求、更趋合理科学、更具有可操作性，骆沙鸣希望通过本报，征集各方建议和意见。

　　昨日，骆沙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关心“三农”问题，也了解到长期以来，不少农民群众惧怕生病，因病致贫、返贫仍是制约农民奔小康的障碍之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村居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该制度目前已有一些省市开始尝试。此次，他提出该项建议，希望能以此解决部分泉州农民看大病难的问题。

　　经过长期调研，骆沙鸣提出议案文本。他认为，如果农民一年花在看病的钱超过农民人均年收入（或一半）的话，就应该视为“大病”。至于资金配套比例上，骆沙鸣举例说，晋江有80万的农民，假设80％参保，每人交30元，县乡财政每人补贴12元，总共可筹得基金2688万元。其中一部分存入农民账户，剩下2000万元左右。据他调查，农民每年的住院率为1％～2％，晋江市镇两级人均住院平均费约2000元。如果每人可报销1000元，这笔基金可补助约2万人。在基金管理方面，骆沙鸣建议引进商业机制，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这样既可节约人力物力，又可避免资金管理的漏洞，提高资金使用效能。

　　不过，由于泉州各县（市、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政府财力存在差异，骆沙鸣在提交该议案前，很想了解目前他所提出的资金配置方案是否能被接受？还有哪些方面应该补充和完善？报销的上下限该是多少？基金的监管和运作应如何更加合理？

　　市民、读者如果对此有建议和意见，骆沙鸣代表欢迎您拨打本报新闻热线：13600786110、2367110，谈谈您的看法。

　　（本报记者 阮丽张）

　　骆沙鸣：我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

　　骆

　　沙鸣，今年47岁，晋江市医院五官科的副主任医师。

　　除了是人大代表（泉州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外，骆沙鸣还有另外几个身份——政协福建省第九届委员会委员、台盟福建省委员会常委、台盟泉州市委员会主委。

　　作为医生，他救治病人；作为人大代表，他积极建言献策。2002年人大会期间，骆沙鸣提出了22项议案和建议案，2003年他提出26项，今年他准备提出29项。

　　“不要称我‘提案专业户’、‘提案大王’，我只想踏踏实实做些事情。”骆沙鸣说，自己并非多管“闲事”，作为一名人大代表，“我们有义务做这个”。

　　他每天都得抽出大量时间看报、看电视、听广播，案头的电脑也是他收集信息的重要渠道。人大、政协组织下乡调研，骆沙鸣从不轻易错过，就连下乡义诊，他也是逮着机会就和农民聊聊家常，了解他们的需求。

　　因为常想着这些事，脑子里冷不丁就会闪出一些念头，骆沙鸣在兜里揣了本笔记本，一有想法就马上记下来，否则忙起来该给忘了。年底，本子上已经记得密密麻麻了，再进行筛选，把最紧迫、和群众关系最密切的挑出来。接下来，骆沙鸣便开始收集能够支撑起议案的资料，这段时间他常常没有下班的概念。

　　记者发现，骆沙鸣的议案中，有许多是关注农村问题和困难群体的。“医生接触的面比较广，而且我也比较关注这个。”骆沙鸣说，在他的印象里，农民患了大病是最麻烦的，很可能辛辛苦苦刚富起来，得个病一下子又回去了。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所以，今年骆沙鸣准备的议案是《应尽快建立我市“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不过，有些事情要慢慢推动！”采访临结束时，骆沙鸣说，有些议案并不是立竿见影的。所以，在提议案的时候，他们也会换位思考一下：是不是政府部门还有难处，或者解决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还是自己的认识还不够？“我们大家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把事情做好。”

　　《应尽快建立我市“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医疗保障体系》

　　（拟提交议案摘要）

　　我市农村医疗保险相对滞后，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尚未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农民中约有1／3有病未就诊者，农民因病（大病——包括传染病、地方病、职业病、严重慢性病、意外伤害致病等）致贫和返贫的现象仍为数不少。农村贫困户中约20％以上是因病致贫和返贫。

　　我市应尽快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及慢性病补偿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体系，建议：

　　1．我市各县（市、区）可先选择一些条件相对成熟的乡镇、街道办事处搞试点，以点带面逐步完善和推广。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地做好工作，发动农民积极参与这项工作，使参加率能达到人口80％以上。

　　2．建议由市政府根据我市各地实际情况研究出台一份文件——《泉州市农村合作医疗管理暂行办法》。应界定该保障是福利风险型（以大病为主、小病为辅），应界定大病的概念为每年每人医疗为区域内人均纯收入相等（或一半）。例如我市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195元，则大病的概念即农民年医疗费用支出5200元减2600元。文件还应规范——筹资规范（个人出资、各级政府配套资金比例）报销规范、资金管理规范、服务规范。

　　3．农民因病住院率约1％～3％，以晋江市为例，80万农民年住院人数在8000～1．6万人次左右，晋江市镇两级人均住院平均费用约2000元。若有80％农民参加该保障，而每人年缴费30元（占人均纯收入的0．5％～0．6％，不及烟酒消费的1／10，农民可承受）为例可筹集1920万元，市镇财政人均资助12元（市：镇比例为10：2）又可筹集到768万元，两项共2688万元，按每人10元存入农民“个人账户”供门诊使用，则资金还剩2000万元左右，那么大病报销和慢性病补偿金额（被补助对象重点放在1000元～5000元之间）平均在1000元、2000元、3000元、4000元和5000元的额度上分别可补助2万人次、1万人次、6800人次、5000人次和4000人次。这样筹集的资金90％即可基本使晋江市农民的“大病”患者得到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并规定最高报销金额为1万元（5倍的人均住院费用），过高的上限报销额度，不利于体系运作的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超过1万元以上可采用“医疗救助”等办法解决。各地应根据政府财务和区域内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情况定出标准，也可采用听证制度办法多听取各方意见，博采众智，不搞“一刀切”。对于农村低保对象应由慈善总会拨补或各级政府分担其个人应缴纳的30元。对常住本地的外来工也应一视同仁，让他们自愿入保，享受该制度优越性。

　　4．建议各县（市、区）设立医保监督委员会，并进行阳光作业。统筹资金应集中在县（市、区）一级，在商业银行或人寿保险公司专用独立账号，专款专用，不可挪用，并且经办人员的工作经费应列入市财政预算，不从基金中支出。由财政卫生税务、工商、教育、农办、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审计、监察等成立农民医保管委会，由管委会委托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或其他专业公司负责基金的支付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