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连日来严查加班工资，依法责成用人单位为职工补发39万元。据2月17日《北京晚报》报道，从2月9日起至今，北京市劳动保障部门用一周的时间，进行了春节期间用人单位支付职工加班工资情况的执法检查。在重点检查的559家从事餐饮服务行业的餐馆、宾馆和酒楼中，未支付加班工资的单位143个，涉及人数3879人。
春节加班工资（即“三薪”）被拖欠或被拒付，不是北京一地的现象，节后的相关报
道已不胜枚举。为什么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外来务工群体，为什么法定的“三薪”得不到，更多的人却选择了沉默？任何人都不难给出相对精确的解答———怕因此丢了工作。“三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种利益的博弈。用人单位会尽可能地节省支出，而务工者基于长远的利益考虑，也不肯因小失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保障部门的工作就有了积极的意义。政府的强力介入，使这种利益格局发生变化，用人单位不得不捧出钱来，务工者的合法利益也得到了保证。
但是，这并不是最理想的结果，政府的强力也不能使利益的分配变得充分、合理。其关键原因是，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它集中介入的时间只有一周，它只能是有针对性的“重点检查”。
餐饮服务行业是欠薪问题较为明显的领域，但不能说其他行业没有；便是餐饮行业，谁又能相信偌大北京城，春节期间只有143个用人单位拒付“三薪”，其金额只有39万元？
更重要的是，政府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写用人单位与务工者之间原有的强、弱悬殊的势力格局。一方面仍是因为政府介入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只能是仲裁者，注定只能事后介入。所以，在包括“三薪”问题在内的利益格局中，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无法使我们获得更好的预期。
这就必须改变那种先天不对等的势力关系，使利益的双方具备平等对话的条件。我们有工会，作为“娘家”，工会组织正在实现民工也能入会的愿望，但这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兑现的。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工会的作用仍有待加强。事实上，在各地出现的拒付“三薪”的事件中，“娘家人”的声音是稀缺的，弥足珍贵的。
或许，像江浙一些地方的务工者的自发性组织，以及一些劳务输出地出现的“民工协会”，在平衡利益双方的格局以及弥补政府介入的不足方面，会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一些地方的实践也表明，它的确是有效的。据《江淮晨报》报道，今年春节前，浙江瑞安的企业拖欠皖籍民工工资近70万元，正是在皖籍民工协会的努力，497名被拖欠工资的皖籍民工在春节前顺利拿回了自己的血汗钱。那么，这种形式为何不能用于追讨法定的“三薪”呢，为何不能用于维护这一群体所有的合法权益呢？（杨耕身）（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