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春季开学时。许多孩子高高兴兴重返校园的同时，在城市的边缘却有一群农民工的子女，因为种种原因，有的不得不辍学，有的辗转求学于一所所学校之间，有的只能在条件简陋的民办学校中追寻自己的梦想。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城市，如何确保他们的子女入学，和其他孩子共享同一片蓝天，已成为全社会无法回避的沉重话题。新学期开学时，新华社记者与中国青年报记者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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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安徽、重庆、江西、四川等地展开10多天的调查采访，力图用手中的笔，全景式地展现农民工子女艰难的求学状态，唤起全社会共同努力，给这群孩子一张平静的书桌。

　　开学时节的沉重话题

　　又到了开学时节。跟往常一样，许多孩子背起书包，快快乐乐走向校园。

　　然而他们，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是农民工的子女，他们不得不遭受求学上的种种不公，承受城市孩子无法想象的种种压力。

　　上学费用高：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第一道坎

　　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300多元的学费，12岁的陈其国迟迟没有报到。

　　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一提孩子上学的事，眼圈就发红：“真对不住孩子，我这个做爹的，连他上学的学费都付不起……”

　　和陈其国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

　　上学费用高，是农民工子女入学面临的第一大困难。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带孩子进城上学的大都是少数“先富起来”的农民工，而相当一部分在建筑工地、生产企业和服务行业工作的农民工，这个念头想都不敢想。

　　到公办学校上学：不敢多想的“奢望”

　　天刚蒙蒙亮，唐静就起了床。小心翼翼地将前天晚上吃剩的饭菜装进饭盒后，她摸黑赶往10公里以外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始一天的学习。

　　“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

　　国家规定，公办中小学要建立完善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制度和机制。但真正要到公办学校上学，对农民工子女来说，还是一个不敢多想的“奢望”。

　　收费高，并不是农民工子女到公办学校上学难的唯一原因。“北京的公办学校，用的都是北京本地教材。将来考大学，因为没有户口，孩子还得回去考，怎么办？”从山西来北京打工的张眉拴愁苦地问。

　　“城里孩子爱欺负人”“城里孩子瞧不起我们”，这是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同坐一个教室的切实感受。

　　民办子弟学校：在尴尬中迷失方向开学了，已在北京转了两次学的汪磊，又来到树人学校插班。这之前，他就读的“蓬勃”“光明”两所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已被教育部门勒令关闭。“孩子上学一年多，已经转了三所学校。我最担心的就是现在的学校又被关掉，孩子中途没地方上学。”他的父亲汪玉和忧心忡忡地说。

　　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有过转学的经历。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民工子女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经常不是被驱赶就是被关停。

　　学校的老师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轮换。“春节一过，教师走掉一半是常事。许多年轻教师都把这儿当作跳板，双休日就泡到当地的人才市场，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立马就跳槽走人。”（据新华社电）

　　明天的学校在哪里——一个子弟学校的4次搬迁

　　车辆川流不息的北京西四环中路东侧，绕过一堆砖石废墟和垃圾，穿过一片建筑工地，经过一排刷着白色“拆”字的平房。看门人证实，这里就是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树人学校。

　　夹在林立的楼宇之间的这幢小楼即将与周边平房一起被拆除。小楼里的师生，正面临第4次搬迁。

　　走进教学楼，宣传栏里张贴着学生活动照片。走廊的尽头堆着蜂窝煤，窗上玻璃残破。肮脏的厕所地上结着冰。教室里桌椅破旧，生着炉子，老师学生都穿着棉衣。

　　办了5年学，搬了4次校，办学者赵生杰、董庆云夫妇回忆往事，一阵唏嘘感慨。

　　2000年初，因为修建四环路，刚刚建校不到一年的树人学校，被列入拆迁范围。当时夫妇俩带着100来名学生，匆匆地找个离学校不到50米的地方安置下来。

　　一年后，由于学生大量增加，教室不够用，树人学校又不得不搬迁到郑常庄一个老年活动站。

　　没想到刚过半年，所在区教育部门来人说，学校没有办学许可证，属于非法办学，要求立即解散。

　　那年冬天学校被查封的一幕他们至今历历在目：11月25日，有关部门来人强行拉走了所有的课桌椅，一共用卡车来回拉了10趟。

　　不久，在学生家长帮助下，学校从铁路桥南搬到了桥北。在战战兢兢中，学校终于坚持办了下来。

　　可去年7月，树人学校又接到了拆迁通知。赵生杰和董庆云一合计，决心把学校办出点名堂，干脆拿出多年积蓄，在石景山区西五环路边租了块地，花15万元盖起了30多间砖瓦房做新校舍。

　　搬迁4次，树人学校依然“黑”着。董庆云说，新学校条件好多了，我们已经与石景山区教委取得联系申请办学许可证，教委也没说具体审批标准是什么，能不能批准还不知道。（据新华社电）

　　再苦也没有苦孩子——平淡数据后的震撼信息

　　我们做了个调查，虽然只发出131份问卷，其中还有6份无效，但较少的样本也得拿出较大的科学态度去面对。

　　来自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的调查首先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农民工们生活并不宽裕，64人每月月收入为500元至1000元，占被调查民工总数一半。但他们再苦也没有苦孩子，孩子们也许在简陋的民办学校，也许在公办学校借读，但他们都在上学。

　　问卷上的家庭经济来源问题，我们设计的是一道选择题：全部靠我，或还有其他收入，72个农民工把自己的选择划定在前者。

　　家庭全部靠我，每月月收入千元以下，在大城市打工交通、居住的相对较高成本……让我们眼前浮现的是一个个在烈日和寒风中工作的辛勤劳动者，况且他们还要拉家带口，供子女上学。

　　120多个被调查者，有着159个孩子，其中有108名孩子正在就学。这里出现了陡然而升的数据：民办农民工学校，就读者81人。另外，在一般学校学习的有30人，相对而言，一般城里孩子趋之若鹜的重点学校，却只有5名民工子女在其中就读。奇怪的是，尽管有46名孩子因为父母的打工地点变化而被迫转学，尽管有20名孩子上学曾遭到学校的拒绝，7个学童在父母做了很多努力后才被学校接受，还有近20人在学校遭到不公平待遇，大多数民工子女就读的民工子弟学校的软硬件条件让作为城里人的记者唏嘘不已，但是，111名民工对自己孩子所上的学校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颇高，可能是他们对自己孩子的教育条件并没有过高的期望值吧。

　　调查数据表明他们的孩子虽然很少有辍学现象，但作为父母，他们几乎没有时间辅导孩子，所以百名左右的民工子女学习一般或较差。

　　困难没有阻挡希望。民工们对子女受教育最大的愿望依次是：和城里孩子同样的待遇；降低收费标准；有专门的学校。

　　相对于占自己收入比例比城里人更高的子女教育费用，农民工们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让孩子们一直背着书包上学。把一幅广为人知的标语送给他们，因为他们值得让人们骄傲：“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

　　新闻背景

　　近2000万流动少儿受教育状况堪忧

　　据新华社电我国的流动人口中，18周岁以下的流动人口达1982万。日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流动人口中处于义务教育年龄段的孩子有9．3％处于失辍学状态，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这项调查历时一年，在北京、深圳、武汉、成都等9个大城市，访问了12000多名流动儿童的监护人和7800多名儿童。在调查中，3到6周岁流动儿童入托比例为60．7％，低于城市户籍儿童入托率；6周岁儿童中有46．9％没有接受入学教育；超龄现象也比较严重，有近20％的9周岁的孩子还只上小学一、二年级，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占相应年龄流动少年的31％和10％。另外，在学儿童的“童工”问题也比较突出，在失学的12到14周岁的流动少年儿童中，有60％的人已经开始工作。

　　有关政策规定

　　据新华社北京2月19日电2003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6部委《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把占流动儿童少年的绝大多数、处于弱势地位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流动儿童少年”群体中单独提出，突出强调，这是首次直接把政策焦点对准农民工子女。

　　意见指出，流入地政府负责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要求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充分挖掘潜力，尽可能多地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

　　意见还明确了流入地各职能部门，对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工作的责任。

　　意见还规定，要根据接收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的数量，合理核定接收学校的教职工编制，要求全日制公办中小学“在评优奖励、入队入团、课外活动等方面，学校要做到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流入地政府要制定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