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袁媛赵子锋张瑞谦

　　近日，全国首家“反家庭暴力合议庭”在石市裕华区成立。合议庭成员由法院民庭庭长、陪审员和妇联特邀陪审员组成，负责审理辖区内涉及家庭暴力的民事案件，对家庭暴力案件快审快结，对施暴者给予批评教育，对受害人给予保护和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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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婚案余波中酝酿

　　2003年，作为一名肢体残疾的柔弱女子，张红（化名）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石市第一个在民事案件成功获得家庭暴力精神损害赔偿的女性（见本报2003年3月27日10版），更没有想到此案竟触发了全国首家“反家庭暴力合议庭”在石市的设立。

　　张红1993年和丈夫结合，婚后生有一个女儿。结婚后，张红和丈夫时不时因家庭琐事发生口角，直至动手。“家庭战争”甚至惊动过居委会和110。虽然经过亲戚朋友和各部门的多方劝解，但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为此，张红两次起诉离婚，但念及尚年幼的孩子都撤了诉。2001年，“忍无可忍”的张红再一次以家庭暴力为由起诉离婚。彼时，新颁布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已经明确规定，家庭暴力可以作为感情确已破裂的一种情形，受害人有权以此提出离婚，还可以在离婚后要求损害赔偿。张红当庭提供了4个病例本和3张烫伤照片，这些记录了张红曾被打伤、砍伤、烧伤的证据最终使她拿到了赔偿金。

　　这是石家庄市乃至全省第一件认定为以家庭暴力起诉离婚的案件，它深深地印在裕华区妇联和裕华区法院有关人员的脑海中，对于家庭暴力案件，他们有了更多的想法。

　　观点不谋而合

　　许多人都把妇联比喻为“妇女的娘家”，受害妇女在遇到困难时一般都会到妇联去寻求帮助。裕华区妇联在日常工作中，时常遇到一些受家庭暴力侵害妇女的投诉。接到投诉后，妇联常常要到法院需求法律帮助。而法院在审理一些涉及妇女受侵害案件时，也常常要在妇联的帮助下寻求支持。

　　“为什么不成立一个专门为家庭暴力受害者主张正义的法庭呢？”这个疑问几乎同时挂在了裕华区法院和妇联领导的心里。当年的人代会上，裕华区妇联主席郭玉华遇到了裕华区法院副院长王三偶，两人谈起了这个话题。这次会面，使建立一个家庭暴力案件专门合议庭的想法，提到了日程上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郭玉华一直穿梭在北京、石家庄之间，合议庭该取什么名字、该如何运作，区妇联工作人员心里没底、国家妇联也只取观望态度，因为要建立关于家庭暴力的合议庭，这在全国还是首次。由妇联到法院只有50米的距离，路面却因为修路显得异常崎岖，妇联、法院的工作人员为合议庭的建立奔波着。

　　2004年1月，随着《关于成立“石家庄市裕华区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的通知》红头文件的下发，反家庭暴力合议庭终于确定下来。“石家庄市裕华区家庭暴力合议庭”设在裕华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而首席审判长杨雪莉就是当年河北省首例家庭暴力案件的主审判长。

　　合议庭建立的目的就是要对家庭暴力案件能够做到快审快结，当场能认定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和处罚。

　　“合议庭”还要走得更远

　　合议庭能否真正的发挥它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个新鲜事物，许多人在关注。要知道，认定一起家庭暴力案件的难度实在是太大。即使是已经胜诉了的张红，尽管她找到了法律的支持点，但她的胜诉之路也是一波三折。这里的关键就是举证。

　　家庭暴力一般都是发生在“家庭内部”，缺少第三人证，各种方面都对受害者不利。“在公证的前提下，合议庭在审理家庭暴力案件中除了正常审理外，将更注重举证、指证、认定过程。”杨雪莉审判长如是说。同时，妇联、法院有对受害者进行收集证据指导义务，但更需要受害者具有保留证据的意识。

　　杨雪莉介绍说，这次合议庭中特别聘请了10多名妇联干部为特邀陪审员，其中重要的一项好处就是，使妇联工作人员直接参与，从而能够更好地认定家庭暴力事实，帮助受害者掌握证据。这样，无疑有助于案件的展开。

　　另一方面，合议庭虽已确立，但牌子却迟迟没有挂上，因为，合议庭起什么名字更为恰当，法院、妇联的工作人员仍在不断斟酌着。“家庭暴力合议庭”、“防止家庭暴力合议庭”还是“反家庭暴力合议庭”？“‘涉家庭暴力合议庭’当属首选，而‘反家庭暴力’则是合议庭建立的目的。”法院副院长王三偶一语中的。现在体现法律公正性的“涉家庭暴力合议庭”的牌匾正在制作过程中。

　　而作为区妇联主席的郭玉华则有一个大胆的设想，就是要建立妇女维权体系。而就其而言，建立“涉家庭暴力合议庭”只能是第一步。郭玉华坦言，“涉家庭暴力合议庭”的建立有两个作用，一是为妇女维权工作提供依据，二是震慑作用，化解家庭暴力现象的发生。事实上，在去年上访的30多起案件中，多数男性施暴者根本就不敢走上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