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回学生以法律的名义(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10:34 华商晨报

八河川镇政府起诉辍学学生家长的行动颇有成效

专职控辍教师张家德　　“老百姓说自己是土坷垃，孩子也不是读书的命。”镇中学专职做控制学生辍学工作的张家德老师说，“每到开学和期末的时候，就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男孩出去打工学点手艺，女孩嘛，也是各有各的路。”

“回归”的辍学学生孙文江　　“他（打工）那时候老哭。”这是孙文江的母亲对自己孩子出外打工的印象。“那时候有3个大学毕业生，最差的也是车间主任，一个月最少1500元，还有坐机关的。”在外打工的孙文江也体会到了知识水平高低带来的差别。

张家德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辍学学生家走访

八河川镇中学　　“人各有志，”对于一批批新的辍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孙文江现在有着自己的看法，他们打工也许是他们认为的一种谋生手段，我念书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只有念书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改变我的命运。”

　　丹东。2月14日，一个众所周知的浪漫日子。

　　还有不到20天就开学了，这是孙文江辍学后重回学校的又一个新学期。孙文江一边帮家里干着农活，一边准备着开学的事。孙文江今年17岁，上初二，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他之所以重新回到学校，是因为法院的一张传票。

　　辍学后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重新回学校，像孙文江这样的孩子，在八河川镇还有几十个。

　　接到法院传票之后，孙文江的父母很是紧张了一阵子，他们有点儿想不通：自己的孩子不上学，跟政府有什么关系？

　　辍学　农民的土坷垃意识

　　孙文江家一共3口人，而所有的地加到一起也就只有3亩地，“现在还行，亩产能有1000斤，”孙文江的父亲说，“但有时不上粪的话，连500（斤）都到不了。”

　　他家的情况其实也是当地许多农户的情况。

　　“八河川是九山半水半分田，人均只有一亩半地，”八河川镇党委书记胡石昌说，“八河川被称为是‘宽北小高原’，“无霜期很短，只有一百多天，”胡石昌说，“许多作物都种不了，像在宽甸县就有板栗，在我们这就没有。”

　　“老百姓说自己是土坷垃，自己的孩子也不是读书的命。”张家德说。他是镇中学里专职来做控制学生辍学工作的老师，“每到开学和期末的时候，就是学生辍学的高峰期，男孩出去打工学点手艺，女孩嘛，也是各有各的路。”

　　和张家德一起由镇中学安排来专职做控制学生辍学工作的还有迟文珍老师，他们每天都要到八河川沟沟岔岔去走访，看看学生到底为什么辍学。迟老师去年得病了以后，张家德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走访，有的时候到学生家要走50多公里路。“有的是家庭困难念不起，有的是孩子自己不愿意念，”张家德说，“还有的就是学生家长有钱也不让孩子念。”

　　“要是家里有困难的，我们就通过一些途径来帮助他们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八河川镇党委书记胡石昌说，“如果是家里能供得起，又不让孩子上学的，我们就起诉他们。”

　　传票　唤回少年打工仔

　　“那个时候觉得出去打工就是一种时尚，”孙文江回忆起当初辍学时的情况说，“我就跟着他们到了外地去打工。”

　　到外地打工的孙文江，很快体会到了打工的艰难。

　　“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洗漱完了以后就开始点名，6点多的时候就进车间开始工作，一直干到11点多钟，下午吃完饭后赶快就得再进车间，到晚上6点我们开始吃晚饭，然后就再进车间，晚上10点多下班还是早的，有的时候得干到12点，完事了还得打扫卫生。”

　　“一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才赚二十几块钱。”孙文江说。“那还是他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才赚这么多。”孙文江的母亲补充道。

　　打工生活的艰难，让孙文江这个大男孩有时忍不住伤心。“他（打工）那时候老哭。”这是孙文江的母亲对自己孩子出外打工的印象。

　　“有一次，刚去半个月的时候，感冒，发高烧，多高温度我自己也不知道，那个时候在车间里干活，瞅着那铁案子头就要往上碰，身子站不住要倒。请了假回到住的地方，自己吃了点药，就睡了。睡醒了起来，眼泪就下来了。”

　　“还有一次停电，外面下着雨，我看着那雨就想哭，给家里打电话，我妈一接电话就忍不住了，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就在孙文江在外面打工的时候，他的父母被镇政府起诉，理由是他们没有让自己的孩子完成普九教育，最后孙文江的父母被处罚了600元钱。“确切说法应该是行政非诉讼案件，”宽甸县法院执行二庭执行员肖志海说，“镇政府做出行政处罚，由法院立案执行。”

　　宽甸县法院立案成立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1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实施细则》第40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9条规定。“其实就是强制执行，让他们知道不让孩子上学是违法的。”胡石昌说。

　　对于处罚的600元钱，张家德这样解释它的用处，“其中500元是就学保证金，保证自己的孩子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等到学生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后就还给他们。100元是用于起诉的费用。”

　　孙文江知道了自己父母被镇政府处罚的事情，在外打工的他也体会到了知识水平高低带来的差别，“那时候有3个大学毕业生，一毕业就给分配好了，最差的也是车间主任，一个月最少1500元，还有能力强的，就去坐机关。”

　　在学校放暑假的时候，孙文江从外地回到了家里，新学期开学，他又背起书包去上学了。

　　走访　孩子一个不能少

　　因为外语不好，在初二时辍学的孙文江回到学校以后，又从初一念起。

　　在八河川镇中学老师的眼里，再次回到学校的孙文江改变很大，“原来他也是很聪明的，就是贪玩不学习，成绩也一般，”张家德说，自己和同事们都觉得孙文江“回来以后用功多了，现在是全年级第一第二的学生。”

　　孙文江的母亲也感觉到了自己孩子的变化，“我们每周给他20元钱吃饭和零花，不知道他怎么自己攒了8元钱买了个手电。我们知道了就说你要学习的话，就开灯学呗，买手电干什么，后来才知道他说开灯影响其他人，有手电，就可以趴被窝里学了。”

　　孙文江说，他的近期目标是考上县里的高中，远期的目标则是北大。

　　虽然孙文江回来了，但是每年还是有一些孩子辍学。

　　“这一批是处理完了，但是学生是一茬一茬的，”胡石昌分析说，“有的人就抱着侥幸的心理，觉得今年也许就不查了，所以我们安排了两个专职的老师来做控（制）辍（学）的事。”

　　“这项工作是从1998年开始做的，”张家德说，“一共起诉了12起，执行了11起，被执行人数一共87人。今年3月马上又要执行一起，这次起诉了21人，另外有两个人主动来把钱交了。”

　　据张家德老师介绍，镇政府的起诉在绝大多数的学生家长身上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有的家长被我们一起诉，就主动来给我们交钱，让孩子来上学。”

　　但是有的学生家长却要“顽抗到底”。在2003年4月的一次执行中，雅河村的一位学生家长态度蛮横，说什么也不交罚款，“法院就把他给拷起来了，”张家德把两个手的手腕并到一起，做了一个拷手铐的样子，复述着当时的情景，“带到镇上，那个人就吃不住了。家那边也打电话，说千万别带走，我们马上交钱，他的一个亲戚打车到镇上把钱给交了。”

　　镇政府起诉辍学学生家长的行为也得到了当地绝大多数村民的认可，但是被起诉的学生家长一边让自己的孩子上学，一边却对专职控辍的张家德很不满，“好像都是我起诉他们似的，”张家德说，“起诉完了的，看我就像看仇人似的。等到把保证金还给他们，他们又都高兴了。”甚至还有人说，镇政府让孩子们上学就是为了赚钱，到学校上学了才能收各种各样的费用。

　　各种各样的情况，张家德都能碰到，但他还是像以前一样，骑着自己的自行车来往于八河川的各个地方，到每个辍学学生的家里去走访。

　　“上学没有用，不如早点出来赚钱”；“自己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再学也没有用”；“自己家的是女孩，以后是别人家的人”……这样的说法总是成为家长们让孩子辍学的理由，有的学生家长自己不让孩子上学，还说是孩子自己不想上学，“有时候我们遇到孩子，孩子说家长不让他们上学，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要相信孩子的话，”张家德说，“还有的学生家长，今天说孩子这个病明天说孩子那个病，我们都是邻里邻居住着，到底怎么一回事能不知道吗？就是不想让孩子上学。”

　　“人各有志，”对于一批批新的辍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孙文江现在有着自己的看法，“有的人就是不愿意念，有的人是因为家境不好，有的人就是念不下去。他们打工也许是他们认可的一种谋生手段，我念书是为了我自己的前途，只有念书才能生活得更好，才能改变我的命运。”文/图本报记者　王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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