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民族民间文化刻不容缓(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12:45 云南日报

　　云南日报网

普者黑仙人洞村杨学飞摄

傣族贝叶经

荣获国家图书奖的《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

纺线的南碱村花腰傣老人

村民制作工艺品

仙人洞村寨中心的石虎碑　　特别策划

　　作为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集成块”的云南，民间文化形式之一的民族古籍正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流失，资源销蚀为全国第一，是民族古籍流失的重灾区。为数不多的精通民族古籍的人才，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少，这种现象，用恩格斯的话来说，相当于在地球上消失了一座民族文化的图书馆。其他形式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消亡，也同样令人忧心。

　　有专家在调查了建成“民族文化生态村”之前的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民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

　　严峻的现实催促我们警醒，必须采取有力措施———

　　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与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是民族情感和理想的重要载体。它包括有形的物质遗产，如民居、造景、雕塑、碑刻、设施、工具、服饰、美术品等；也涵盖了无形的、口头的、非物质的遗产，如口承文学、环境知识、生产技术、消费习惯、交际礼节、节日庆典、信仰心理等。千百年来，民族民间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以绵绵的生命力，跨越时空，延续至今，被誉为“文化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民族民间文化整理研究和发展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然而，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误区和迅猛发展的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使得民族民间文化日渐式微，频频告急，甚至面临消亡的危险。每一分钟都有一批民族民间文化消亡

　　“每一分钟，我们的田野里、山坳里、深邃的民间里，都有一些民间文化及其遗产死去。它们失却得无声无息，好似烟消云散”。2003年5月，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研讨会”上，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对我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现状痛心疾首。

　　此前的2002年2月，以季羡林、于光远、冯骥才为首的85位著名专家学者签名发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他们大声疾呼：“文化遗产和自然生态一样，都是一次性的，一旦毁灭，无法生还”。这样的焦虑，并非危言耸听。

　　在被称作是世界上最具特色的民族文化“集成块”的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同样不容乐观。

　　作为民族古籍最为丰富的地区，云南省在少数民族古籍抢救整理出版工作已走在全国前列的情况下，处境依然令人心忧：民族古籍正以每年上千册（卷）的速度流失，资源销蚀为全国第一，是民族古籍流失的重灾区。这种流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籍原件的流失。由于对文献古籍缺乏认识以及受利益的驱动，贝叶经在西双版纳曾被一页一页卖给旅游者作纪念品。新平县平甸乡李自强的父亲是彝族毕摩，存有上百册彝文古籍。数年前毕摩去世时，其家人把全部彝文古籍搬出门外堆放在屋檐下，不久便散失殆尽。该乡张朝顺的父亲也是当地有影响的毕摩，存有60部彝文古籍，数年前毕摩去世后，其家人将古籍当作随葬品全部焚毁在坟旁。其二是精通古籍的人才的流失。精通古籍者本来不多，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是越来越少。1983年在丽江地区召开的东巴座谈会上，到会的东巴有60位，现在，这些东巴多已去世。丽江东巴文化所为翻译东巴经而请的10位大东巴，如今已去世9人。

　　元阳县黄草岭乡杨批抖老人是当地有影响的民间艺人，能诵唱数万行的古歌，该乡的马普成老人，能诵唱数部长诗，但两人都于前两年去世了。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种现象，相当于在地球上消失了一座民族文化的图书馆。

　　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基诺山的巴卡，是基诺族地区民族文化保留较为完整的村寨。然而，尽管村里的巴卡传统文化还有不少遗存，当云南省博物馆专家罗钰等人到那里考察时，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专家们发现，村里关心传统文化的大多是老年人，年轻人则十分淡漠，只是一味地追求和模仿现代的所谓时髦：男青年争相留长发、染黄发、唱流行歌曲；姑娘们则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离开山寨，出走外地。面对这种情况，数十年投身基诺族文化研究的杜玉亭教授曾这样写到：“鉴于中青年已不穿或压根儿不再有传统民族服装，民族传统服饰有可能在10年左右消失；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民族传统歌舞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作为民族传统文化载体且是民族特征之一的语言，有可能在30年内消失。”

　　南碱是新平县腰街镇曼蚌行政村属下的一个自然村，是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花腰傣村寨。以云南省社科院王国祥教授为组长的专家组在对南碱村进行考察时，发现当地在现代浪潮的冲击下，传统文化已处于濒危状态。村里颇具特色的土掌房已逐渐被盒式楼房所取代，刺眼的白瓷砖房与环境极不和谐；花腰傣服装少见了，年轻女子已不爱穿戴，认为“土气”；年轻人不喜欢说本民族语言，傣语面临逐渐消亡的危机；中青年人已经听不懂古歌谣，更不会唱、跳传统歌舞……民族文化逐渐蜕变，对此，村中的老人们忧心如焚。

　　这些，仅仅是全豹之一斑。对有着“文化活化石”之称的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迫在眉睫。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纤绳勒在自己肩上的人

　　面对严峻的现实，一批有识之士，自愿地把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纤绳勒在了自己的肩上。他们是邓启耀、郭净、田丰、赵耀鑫、尹绍亭、王国祥、罗钰、陈学礼、孙琦、施红、王东炎、艾若茂、沙林……这是一份长长的名单，责任和使命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支队伍中来。

　　赵耀鑫的省文化馆工作人员的身份，使得他成为了政府联结民间力量的桥梁。而充当“桥梁”，他是自觉自愿的，朋友们都戏称他为“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自愿者”。赵耀鑫学的专业是绘画，分配到省文化馆后，一次到西双版纳搞民间美术普查的经历，促使他走上了漫长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之路。那是1979年，他和同伴历时9个多月，走遍了西双版纳傣族居住的坝子，访问了100多位民间艺人，收集了70多件傣族壁画画稿。这些散发着乡土味、生活味，蕴藏着一个民族对美、对幸福向往的纯朴、自然之作，让赵耀鑫接受了一次民族民间文化的洗礼。他决心让这些山野之作走进艺术殿堂。当他们将搜集到的作品在省文化馆小展厅里展出时，这些作品打动了丁绍光、姚钟华等一大批云南艺术家。于是，一次更大规模、历时3年的大型调查于1980年展开。1983年，“云南民族民间美术展览”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出，轰动了美术界。1987年云南少数民族近万件民间美术品再次轰动国内艺术界。就在云南民间美术令世人震惊之时，不少艺术品种和特殊技艺也随着老艺人的故去而消失、灭绝。这一现实让赵耀鑫意识到对民族民间艺术保护的当务之急是对艺人的保护。于是，以政府名义，通过政府命名的方式肯定艺人技艺，提高艺人的地位，扩大艺人影响的设想产生了。1997年，在赵耀鑫的努力下，在云南省开展民族民间美术及艺人调查命名工作的设想得到了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资助，并获得文化部的批准。1997年和1999年，近2000多文化工作者走村串寨，在全省60多个县调查了近两万名民间艺人，最终461位艺人获得了“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等命名。“命名只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起到了激励民间艺人，提高他们社会地位，扩大他们影响的作用。”赵耀鑫如是说。

　　云南省的民族民间文化多姿多彩，特色鲜明，如何有效地保护和传承？学者专家积极地探索着各种方式。云南大学尹绍亭教授在参考和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于1997年提出了建设“民族文化生态村”的构想，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该项目于1998年正式启动，首批选择了5个村寨作为试点，它们是：腾冲县和顺乡汉族文化生态村、景洪市巴卡基诺族文化生态村、石林县月湖彝族文化生态村、丘北县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态村、新平县南碱傣族生态村。

　　这个项目的组织实施者之一王国祥教授说，所谓“文化生态村”，就是选择有典型代表性的自然村或是生态环境片区，进行整体的保护和建设，保存其精华，培育优良。这是一种崭新的文化保护与利用的理念和方式，是一种“在水里看活鱼”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形态。它实行原生地保护，以村民的自觉保护为中心，强调优秀传统与现代文明的结合，重视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实现社会、经济、文化的和谐与可持续发展。

　　在对民族民间文化日益淡漠的情况下，尹绍亭、王国祥他们要做的工作艰巨而复杂，每到一个点，往往一蹲就是几个月。他们举办培训班、召开村民会议、家庭访谈、组织外出参观学习，以文化传习活动为载体，举行了基诺族纺织刺绣能手比赛大会；组织月湖村民编写乡土教材，举行全县歌舞比赛；在仙人洞村举办彝文学习班，协助村民举办民族赛装会、对歌比赛；支持南碱村恢复“赶花街”、“四月节”；支持和顺乡举办文化展等，在5个试点村进行了有效的文化传承活动。虽然艰辛而忙碌，但他们感到很欣慰，因为这些举措增强了村民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宿感，增加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起村民自发地起来保护和传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此外，他们还在当地建立了具有文化传承、保护、表演功能的和顺乡弯子楼民居博物馆、巴卡小寨基诺族博物馆、仙人洞村文化广场、月湖文化生态展示区、南碱花腰傣文化传习馆。并引导农民开展富有民族文化特点的民俗旅游活动，使文化生态村经济、文化、环境和谐发展。“民族文化生态村是我省民族文化保护的一个方向。”云南省文化厅副厅长徐发苍给予了高度评价。1998年底，该项目作为建设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重要内容，写进了“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纲要”和“云南民族文化大省建设十五规划”中。下一步，云南大学计划在全省推广建设50个文化生态村。

　　红土高原上的人们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田丰。1997年，中央乐团作曲家田丰在昆明郊区一个废弃的农场创办了一个“云南民族传习馆”，他把用4年时间在云南寻访到的民间艺人和有歌舞天分的孩子数十人集中到那里，让他们脱离家园，在封闭的环境中进行“原汁原味”的艺术传习。在苦苦支撑了数年之后，传习馆终因难以为继而夭折。传习馆解体了，田丰的探索中断了，但他的尝试没有白费，正是有了无数个田丰的努力，才形成一股巨大的合力，推动着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广泛开展。他们在努力着

　　卡瓦格博雪山下有一间小型、简陋的博物馆———仁钦多吉家庭博物馆。这里，展出着70余件仁钦多吉多年来自费收集的藏族文物，有日常生活用具、宗教用品、藏文书籍、藏医藏药以及一批与卡瓦格博有关的历史文献、手抄经书和与环保有关的乡规民约等。这个家庭博物馆就如同一扇窗子，向人们展示着藏文化的魅力，也向人们昭示出一个藏族老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深眷恋和抢救、保护自己本土文化信念。

　　声名卓著者当属宣科和他的纳西古乐队。可以说正是有了宣科，才有了纳西古乐的复苏、繁荣。向世人展示“世纪末元音”的魅力；在滋养他们的四方街上为游客演奏，弘扬传播着纳西文化。

　　元江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有位哈尼族艺人叫陈玉发，他是哈尼族的贝玛，即当地哈尼族祭祀活动的主持者，也是哈尼族文化的传承者。他系统地掌握了哈尼族祭祀舞，为了将自己掌握的技艺和知识传授给青年人，他组织了一支哈尼族民间歌舞表演队，带领着这支队伍活跃在元江哈尼族的村村寨寨。

　　从2001年至今，在德钦，每周两天人们都聚集在县城中心广场上欢跳弦子舞。这一非商业性的民族广场文化的出现与卡瓦格博文化社有关。这是由6名藏族年轻人组成的民间机构。在他们心中，“弦子舞是藏民族延续了几百年的优秀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但自从电视、卡拉ＯＫ、录像等现代娱乐方式到来后，人们就不再跳弦子舞了。”他们不愿看到自己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方式面前一点点消失，为了让这古老的艺术仍然在民间流传，他们奔走呼吁，利用业余时间翻山越岭收集弦子200首、锅庄30多首、山歌调子10多种，并凑钱出版音像磁带“萨革弦子”。在他们的努力和带领下，弦子舞又跳起来了。

　　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的安龙堡乡，13年来一直活跃着一支由35位中老年人自发组成的“老年业余民族民间文艺队”。这支文艺队的成员都是当地农民，年龄最长的70岁，最小的40岁。每天干完农活或是农闲时候，他们都会聚到一起排练节目，并不定期地到乡里各村演出，“这是建设精神文明的一种方式，同时也保护和传承了以前的传统文化”，文艺队组织者之一、65岁的施崃老人说。在进行创作时，老人们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把传统文化‘搬下来’”。

　　我们还有希望

　　有着26个民族的云南省，其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使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作浩繁而艰巨。也正因为如此，云南十分重视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从政府到民间，从学院到乡村都在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许多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1997年云南在国内率先开展了民族民间美术及艺人调查命名工作，并于1999年6月23日在昆明召开云南省民族民间艺人命名大会，命名了166位艺人，分别授予他们云南省民族民间高级美术师、美术师、美术艺人称号；

　　2000年5月，云南省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专门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地方性法规《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

　　2000年，100卷《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出版；

　　2003年8月，云南省又在国内率先依法对全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进行科学、规范的普查，普查范围主要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区、民族民间艺术之乡、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传承人、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濒危项目，全面系统地摸清全省民族民间文化资源底细，更有效地抢救、保护和合理利用这份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

　　部分县乡政府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在发展中保护，用发展来促进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丽江是民族民间文化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在意识到传统文化带来的巨大价值后，珍贵的文化遗产在百姓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许多人自觉地加入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行例中。“靠封闭来保护是不现实的，没有人能拒绝现代文明的进入。只有当人们意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尝到它带来的甜头，才能理解它、珍惜它并自觉地保护它，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也只有这样文化和经济的发展才能相辅相成。”丽江市领导如是说。抢救民族民间文化任重道远

　　2003年年初，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正式启动。10月，云南又被列入首批十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云南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是新的机遇，也是新的挑战。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任重道远。

　　在采访中，有关领导、学者以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参与者都谈到他们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思考、建议：

　　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浩繁的系统工程。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民众自觉的良好保护机制，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工作顺利、持久开展的保障。

　　我们已经有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地方性法规，但实施情况却不容乐观。各地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经费大多无法保证，经费不足无法展开紧急抢救，一些依靠口头和行为传承的工艺、技艺等非物质遗产正不断流失；一些地方有特色的民居、村寨仍然遭到破坏。依法保护刻不容缓。

　　我省民族民间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形式的多样性，积极探索新的保护形式、办法和措施，才能做到对不同民族民间文化的有效的保护。

　　现代生活的急剧变革，传统生活中有些具有民间文化特色的物品被从生活中淘汰下来，对它们保护的最佳方式就是把它们摆放在博物馆的展示台上。应用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社会团体、个人筹建各种小型民族民俗博物馆。

　　种种声音说明，“我们的民间文化太博大、太深厚、太灿烂，任何个人都无法承担这一伟大又艰巨的使命，只有我们联合起来，深入下去，深入到民间、深入生活、深入文化、深入时代”，才能担当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保护民族民间文化的历史使命和责任。

　　本报记者　杨燕　万迎春(云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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