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韩乐悟

　　“份儿钱”高，活难干，司机超负荷劳动，北京出租车司机生存状况令人忧。然而实际上，司机们合法权益所受的侵害，何止于此！

　　“公司变着法儿‘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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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司机反映，现在本来“份儿钱”就高，挣钱很难，公司还变着法儿跟他们要额外的钱。比如，一些公司验车、验计价器甚至买发票、买座套、车上安装环保装置等等都要司机自己出钱。

　　但司机们又说，其实这些还都是小钱儿，公司扣风险抵押金，“吃”保险金等那才叫“黑”。

　　司机董林今年的合同再过两个月就到期。他心里有谱，到时一交车，他的3万元风险抵押金，也就能拿回两万七八。“这车磨损了，这儿剐了，那蹭了，原来不这样，你得大修去等等，这都是公司扣钱的理由。”“交车时几乎没有公司不扣钱的，少的也扣一两千。我有一哥们儿被扣了6000元。”董林师傅说这话时，是一副见怪不怪无可奈何的样子。

　　现在北京出租车司机几乎都要给公司上交3至5万元甚至更多的风险抵押金。司机们说，交了风险金，就等于上了套儿。合同没到期，你说我不干了，算单方违约，扣你的风险金。王本良师傅因腰病不能再干了，但离合同期还有两个多月，为了风险金，他只能咬牙坚持。

　　由于钱、权都捏在公司手里，司机轻易不敢得罪公司，遇事一般都忍气吞声。记者采访时，司机们一再要求不要在报道中提他们本人及公司的名字。“公司知道了会开除我，我的5万元抵押金就没了。”司机蔡亮道出的是大家的隐忧。

　　有司机说，在风险金问题上一些公司是“明吃暗吞”。“明吃”就是指找借口七折八扣；“暗吞”是指吞了利息。“5万元，按活期利息，5年也应给我们2000元。你一分不给，最后我们还不见得能拿回5万。天下哪有这个理？”司机刘海江已不像董林那么平静。

　　司机们反映，虽然按规定“份儿钱”里已经包含车辆保险(六个险种)和社会保险(三个险种：养老、失业和大病医疗)费，但一些公司不给司机投保或少投保，有的上“三险”还要让司机再交钱，有的车险只给上个“第三者责任险”，有的给上的是内保(公司的内部保险)或半保。还有司机说，保险是本糊涂账，公司说给上了，但到底上没上他们也不知道。

　　里外双罚，依据何在？

　　采访中说起罚款，司机们个个气愤：警察罚了之后，公司还罚。里外双罚，依据什么？

　　公司对司机的处罚条款，是各公司自定的“家法”，彼此之间大不一样。有的罚三五十，有的一二百，有的成千甚至上万。林大同师傅所在的公司是不管警察罚多少，只要罚过你，公司就再罚200。一个月里，第一次200，第二次400，第三次就是700。

　　“新司机一开始往往被罚得剩不下钱，老司机也免不了挨罚。”2月11日下午，记者坐在林师傅的车里，在路上跑着，听他随口举例：“比如您需要这会儿下车，可这儿没出租车停靠站牌儿，本来出租车就为方便乘客，主要路口咱错开、不停，可你整个一条大马路都不让停怎么办？我一停，您交钱或下车时，警察过来了，摩托车一横，打一敬礼。就这一敬礼，200块钱，3分。回公司还罚200。”

　　刘海江师傅一次因座套脏被罚2分，由于公司被罚积分累计达30分时，交通局要销掉公司一辆车，因而公司规定1分罚1000元。还好，他赶紧跑回公司花钱请公司出面“铲单子”，结果被罚1000元。他说，他当时都想好了，如果“铲”不下来，他就采取极端行动，“我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啊！”

　　师傅们被逼急了，有时真免不了走极端。据司机们讲，一次在北京西客站二层，一位执法人员带着白手套在一位女司机的车后备箱上擦出了灰尘，要处罚。女司机抱着他要一起从二楼上跳下去。

　　说起罚款，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公司管我们就是罚，以罚代管；我们不是说稽查不好。但越是证照齐全的合法车越是挨查，越是黑车越不管。人家黑车能在天安门边儿上捡黑活儿，上西客站拉黑活儿，我们不敢去，怕挨罚。因为他们老查，查得非常狠。我们天天到处跑，哪能一点儿错都没有？罚款应有个重点。你多收费、拒载、对乘客态度不好、绕路宰客、酒后驾车、交通违章，罚你活该！对小毛病，应该宽容一点儿，给司机一个相对宽松的经营环境。

　　司机们反映，现在黑车太多，抢活儿抢得厉害。有的司机合同到期干脆不干出租，去开黑车了。

　　谁来保护司机合法权益？

　　采访中，王本良师傅几次对记者强调，一定呼吁一下司机们的养老、失业和大病医疗三项保险问题。他以自己为例，他干了10年出租，过两个月就不干了，没有劳保，一分钱没有。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出租车司机生病了怎么办？到老了，干不动了，靠什么活着？”

　　出租车司机作为公司员工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应该享受劳动法规定的一切权利。但现实却非常令人遗憾：

　　休息的权利难以保障，法定节假日、婚假、产假、病假等等，一概没有享受到。如不休假可获加倍报酬、超时劳动可获加班费等更无从谈起；一些公司不按规定给司机上“三险”，致使相当一部分司机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司机，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的公司即使给司机上了“三险”也千方百计“缺斤少两”，能少交就少交……司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

　　那么，谁来保护司机合法权益？

　　司机刘海江对记者说，现在公司的合同明显不合理，可你推不翻它。你要吃这碗饭，就只能和他签这不平等条约。你没法儿和公司讲理。他说他曾找过一些媒体、有关方面反映情况，但人家总是说这要看你公司是怎么规定的。有的甚至说：“你还有个工作，你不比下岗职工强？克服克服吧！”王本良师傅说：“我就不爱听这话，公司都违反劳动法了，它的规定还叫规定？是公司大还是法大？”

　　在采访中，每当记者问起司机所在的公司是否有工会组织时，司机们总是苦笑、摇头，或者说没有，或者说有了也没用。一位司机说，年前他们公司的工会主席向公司领导建议给大家发一点福利过年，公司领导说：“你在那儿多什么事儿，你那工会主席，我说你是就是，我说你不是，你就什么都不是。”

　　如何改变现状？各方有识之士都在苦心孤诣寻找出路、办法。比如，今年北京“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强磊就建议：尽快组织和完善工会，根据北京出租汽车的特点成立出租汽车工会联合会，由工会联合会出面与有关方面谈判签订集体合同，确定出租车司机的最基本权利，如劳动保障、工作时间、劳动条件等；同时，尽快建立北京市出租车司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使他们能享受到与北京职工一样的最低生活保障。

　　我们深知，北京出租车行业改革牵扯到利益格局的重组，有一定难度。但经过社会各界的努力，应该说问题的症结已经找到。眼下须做的是，在诸多“药方”中尽快做出抉择。

　　北京的“的哥”们和关注此问题的社会各界人士，一同期待着。采访后记

　　让阳光普照

　　“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从未像现在这样被频繁提起。

　　2002年12月6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的长篇报道《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发表后，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和震动，社会各界人士予以高度关注。虽然当时“以人为本”没有像现在这样频震耳鼓，但该报道几近促成北京出租车业的一场改革。沉疴已久的北京出租车业，当时似乎已面临转机。

　　然而，当北京出租车司机们还没来得及记住某些媒体抢先披露的改革方案要点时，它已不再被人提起。司机们眼中希望的火苗又暗淡而飘忽起来。近来，借新一轮“两会”的契机，他们又开始发出低沉而急切的呼唤。

　　记者听到了他们的声音，走到他们中间。

　　记者遗憾地看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北京大部分出租车司机的境况并无改善，甚至越来越难。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非只是说每个人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容许有特权存在；它同时还意味着对所有公民的“普惠”，让法律润泽共和国的每一寸土地。

　　为让每个公民的脸上都有灿烂的笑容，全社会都应做出努力。当阳光普照，不留死角之时，我们便无需再刻意重复“以人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