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忠华　吴宏爱

　　记者：“多予、少取、放活”反映了一个基本理念，就是坚持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观。我们已经注意到，十六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的调整，就是着眼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全面、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的要求。

美妙时光产权酒店 紫光台式电脑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彭建强：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不仅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更要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目前的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矛盾所导致的正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不和谐”。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广大农民的处境，那么新发展观所追求的繁荣与发展或许就成了社会上少部分人的“奢侈品”。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要求我们首先要给农民以社会公平，而长期以来农民所受到的最大不公平对待就是没有流动的自由。近年来，不少研究者测算我们国家的市场化程度，其实，当“人”这一被马克思称之为最活跃、最革命的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时，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效率就要大打折扣。所以，必须首先改革户籍制度，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消除农民进城就业的种种不利因素。

　　记者：的确，农民作为最大的弱势群体，至今仍受到诸多不平等待遇，表现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客观原因，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人为或者制度选择的结果。如果说，以前这种制度选择还有其一定的道理，到了今天，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这种制度选择似乎应该进行根本性的改变了。

　　彭建强：是的。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经济发展落后、人均可占有的资源和福利很少，也由于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的迫使，过去，我们采取的是优先发展城市和工业的战略，同时选择了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现在的形势已发生了变化，二元结构矛盾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

　　记者：我们看到，党中央已表明了缓解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决心，并提出了惠及农民的重大政策调整。今后的改革取向是向着增加农民利益、给农民平等的权利的格局发展。而正如你刚才强调的，要还农民社会公平，首先要破除思想上的障碍，消除对农民的歧视。

　　彭建强：可以这么说。十六大提出建设更高水平的、全面的小康社会，主要是针对农村发展差距提出来的。我不赞成各地各部门条块分割地搞自己的小康工程，这样搞不出全面、协调、平衡的小康社会。我更不主张搞小康的不同标准。现在不少地方都在搞自己的小康标准，最突出的问题是分别制订“城镇小康标准”和“农村小康标准”，二者之间差异很大。就拿人均收入来说，在小康规划中，可能把城镇人均收入标准定为比如20000元，而把农村人均收入标准定为比如8000元。为什么农村人均收入仅有城里人收入的40％就算是同样实现了小康呢？小康应该有一个客观统一的标准，然后我们可以说有多少收入低的人（主要是农民）还远没有达到，或者说有多少收入高的人（主要是城里人）早已经超过了。小康标准的差别最终是一个福利标准的差别，因人而异的标准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标准。

　　记者：要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必须在改革中找出路，在创新中求发展，而这种改革的突破首先需要观念的创新。

　　彭建强：过去20多年的农村改革主要是促进了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着眼于从农业和农村内部解决问题。新时期农村改革要有新思路，实现新突破。最后，我想阐明这样一种观点，那就是：目前的农村改革已经不再可能在农村内部完成，而是走向了农村以外；已经不再是技术层面和经济意义上的改革，而已经转向了社会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改革；已经不再是仅仅指向“物”权的改革，而已经转为指向“人”权的改革。可以说，坚持以人为本的新发展观，在观念上进行创新，是实现农村改革新突破的前提和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