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2月22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李柯勇、黄全权）当前，部分行业和地方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的问题，已在全国范围内引起高度关注。国务院正着手采取经济、法律、行政等多种手段，遏制这一不良趋势。

　　造成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忽视风险、决策失误就是其中之一。要治理盲目投资，必须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为此，专家呼吁，应当在政府和企业中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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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不可行性研究”。

　　忽视风险的论证是盲目决策的根源之一

　　新一轮大上快上电解铝项目的热潮正在全国不少地方上演。过去6年间，我国电解铝企业从70家猛增到130家，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电解铝厂数量总和。2003年底，我国已是世界第一大电解铝生产国。

　　这并不是一个值得骄傲的成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多次发出警告：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总量失衡！目前我国电解铝产能546万吨，已经产大于销，在建和拟建能力还有约500万吨，如这些项目全部建成，其产量不仅远超过国内需求，加上出口也无法消化。接踵而至的问题不难想像——大批企业亏损甚至倒闭，人员下岗，资源浪费，银行坏账……

　　类似现象，钢铁、建材、汽车、纺织、医药等行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在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领域显露端倪。其主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和企业脱离实际，盲目投资，无度扩张。

　　我们查阅了2003年6月烟台市委、市政府作出的决定，市委、市政府要求全市学习当地一家乡镇企业“加大投入、加速膨胀的发展思路”。决定中用高度赞扬的口吻说：“集团已形成了9万吨铝材加工能力和3．6万吨电解铝生产能力，但他们并不满足现有规模，又开工建设了12万吨电解铝、60万吨轻质合金和70万吨氧化铝项目。”

　　决定认为这是“善于谋大思路、动大手笔”。其实，这类“豪言壮语”的背后，往往是头脑发热和盲目决策。

　　要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先要有全面、理性的研究论证。大凡稍具规模的工程项目，事先都大张旗鼓地组织过“可行性研究”，有的甚至请到大牌专家参与论证。可是很多所谓论证却流于形式，只讲好处不谈风险，致使大量其实并不可行的“问题项目”堂皇上马。

　　2002年包头市引进了一个设计投资150亿元的大型电解铝项目。为全力争取项目在本市落户，市领导组织人员加班加点，仅用3天时间，就编制完成了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案。如此仓促的“可行性研究”究竟有多少科学性，实在令人生疑。

　　一位宏观经济研究部门的专家批评：“一批项目从上马之初就注定了被‘饿死’‘挤死’的命运，但是对种种风险和隐患，拍板者在决策之初却视而不见。”

　　“可行性研究”怎能忽视不可行性因素？

　　因决策不科学导致惨重损失的案例俯拾皆是，福州长乐国际机场便是典型之一。解剖这只“麻雀”，可以让人们看到所谓“可行性研究”是怎样忽视了不可行性因素。

　　工程上马前论证显示的前景十分美好：台湾海峡两岸可能实现“三通”，福州将被选为“直航定点机场”，对台民航业务量会迅猛增长。根据福州义序机场1981年至1991年运营规模增长等数据预测，2005年长乐机场旅客吞吐量可达65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可达18万吨。

　　他们没有考虑到，1981年至1991年是民航起步高速发展阶段，数据样本区间没有代表性；福州旅游资源并不丰富，机场选址又距市区过远，周边经济增长缓慢；同时福建省内其他机场陆续建成，公路、铁路发展，也分流了旅客。

　　在一份过于乐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引导下，这个国家投资近30亿元的大型工程建设规模过度超前，实际业务量远低于同期预测值，只达到设计规模的三分之一，设施大量闲置，运营5年累计亏损11亿元。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规划研究部李开孟处长认为，可行性研究的重点应该是“不可行性研究”。对一个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目的，主要就是找出项目实施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只有充分考虑了各种风险的研究，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

　　忽视不可行性分析的论证注定是残缺的。现在不少所谓可行性研究只讲前景如何乐观，刻意规避不可行因素，成了某些领导欺人和自欺的华丽外衣。个别地方政府、部门或企业组织可行性研究，就是为了讨好审批机关，“可行性研究”蜕化成了“可批性研究”。

　　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附近修建大坝的做法备受批评，在项目论证过程中两度发生这样的事情：工程建设部门组织专家进行讨论，第一次，多数专家认为工程不可行，再开论证会时，持不同意见的专家都被排除在外，项目方案于是得以通过。

　　确保科学决策，倡导“不可行性研究”

　　鉴于当前可行性研究的种种弊端，专家认为，在重大决策实施前，应该同时组织两个研究方案：一个可行性方案，一个不可行性方案。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副司长袁振国讲到这样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中央计划到2005年把上海建成亚洲金融中心，上海市随即成立了两个班子，一个论证上海可以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一个论证上海在10年内不可能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不可行性研究报告给人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它通过对资金拥有量、流动量、经济开放程度、国际地位等方面的分析，提出上海要获得某些条件还有相当难度。

　　袁振国说，尽管经过反复权衡，不可行性报告未被采用，但是它对决策者全面考虑上海的发展很有帮助，它提醒决策者，上海要成为亚洲金融中心，必须解决哪几个问题。

　　专家认为，这一做法可有效提高决策科学性，对治理盲目投资很有借鉴意义，但必须防止“不可行性研究”像某些可行性研究一样流于形式。李开孟说，长期以来，我国投资体制一直是“审批经济”，而一个新项目能否通过审批，主要就看可行性研究报告，这是一些地方、部门、企业在可行性研究上弄虚作假的根源之一。他认为，政府应当进一步明确定位，转变职能，尽量减少对企业使用自有资金投资项目的审批，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自主决策。只有体制更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对投资项目的研究论证才可能做得比较科学有效。

　　还要提高“不可行性研究”实际操作者的独立性。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认为，现在多数项目论证，都是由政府内部的研究室来承担，论证者跟决策者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为迎合决策者，常常报喜不报忧。而外部专家的参与，也往往在决策者的意志之下走过场。

　　他说，国外“不可行性研究”成功经验很多，关键就在“独立”二字。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政府部门内部专门设有决策咨询评估机构，韩国、印度等国则将咨询评估机构升格为政府直属部门。这类机构没有直接管理计划和项目的职能，在经济利益上比较超脱。在美国，政府委托一大批高水平、相对稳定的社会咨询评估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估论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