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奶杀手”洗手内幕(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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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3日07:27 潇湘晨报 | |||||||||||
2004年2月17日,“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因经济危机停开。这个事实似乎已说明:游离于法律边缘的中国民间调查机构已陷入极度的窘境。当日下午2时,西安市地方税务局碑林分局长安路税务所焦所长接到了西安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的税务注销申请表。在申请表的“注销理由”一栏里写着:开业以后一直未有收入,我们支出很多,负担很重,故想注销。焦所长在“所长审批(签字)”一栏里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全国首家“女子侦探所”的创始人,张玉芬(化名)在民间或者媒体上有着另外一些更为响亮的称谓,比如“二奶杀手”、“情感侦探”。张玉芬说:“这一年多来,经济压力、精神压力都快把我整垮了。” 侦探成本高耗时长 2002年底,张玉芬的身边已经聚集了12位姐妹,年龄大多在45岁左右。当时有媒体这样说:她们都有基本相同的遭遇——丈夫有婚外恋。 两年后的今天,张玉芬告诉记者:有3位姐妹死了,都是被丈夫的婚外情气的,还有的要再找伴侣结婚,另外两位重新结婚后就离开了,也有人对这份工作本身失去了兴趣或是失去了希望。现在,就剩下5个姐妹了。 张玉芬认为,侦探之所以搞不下去,主要还是因为侦探成本越来越高。张玉芬只有一部傻瓜相机用于偷拍,录音用的则是一部笨重的随身听。 很多时候,婚外情的取证需要通过对事主的跟踪盯梢来实现,而一次跟踪盯梢所花的人力成本是惊人的。2003年5月中旬,张玉芬接手跟踪一名男子。该男子是一私企司机,每天下班后他都要经过几个路口,在途中某处,男子会捎上情妇。张玉芬需要弄清的是情妇的确切住址。张玉芬和她的姐妹分别守在5个十字路口:第一个人发现目标后,骑车跟踪一段路程,当目标脱离跟踪时,第一人放弃跟踪,并通知下一人堵截跟踪…… 她们就这样摸清了那个情妇的情况。张玉芬说,她们最多一次出动了11人。“步步跟进式”的跟踪方法可以由一个人来执行,但需要以巨大的时间消耗作为代价。张玉芬透露说:“靠这种方法,我们有时要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才能取到确实有效的证据。” “业务”收入根本谈不上 现在,社会上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婚外情侦探有着高额的收入。但张玉芬说根本谈不上什么收入。 为保证侦探人员有相应的经济收入,张玉芬在2003年注册了自己的“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在西安,大部分遭遇婚外情的妇女都具备同张玉芬一样的特点:精神上受到严重摧残,经济上穷困潦倒。张玉芬告诉记者:“每每听到她们(求助者)比我还可怜的遭遇,我哪里还能提钱的事。” 许多情况下,张玉芬和她的姐妹还要接济求助者。在这种状况下,张玉芬的公司不但没有进账,反倒成了她的一种累赘——每个月月初,她必须跑遍国税所、地税所、工商所去申报无收入,请求减免税。 证据常不被法院采纳 2004年1月13日,已经50岁的高大秀(化名)向西安市未央区法院递交了一份起诉书。她诉请判决丈夫重婚罪,所提供的重要证据之一是:丈夫与一个女人共同生活的录像资料。未央法院刑庭以重婚罪立案。张玉芬知道后哭了,这是她们的证据第一次正式被法官采用。 张玉芬自己的上诉经历就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她曾两次向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上诉丈夫重婚罪,结果两次都以证据不足被驳回。第三次,张玉芬以“原审未对所提供的录音进行鉴定,就以证据不足驳回起诉不当”为由上诉至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中院最后裁定维持原判。中院认为:“从张玉芬对录音内容的整理来看,此录音只能证明姘居,不能证明重婚,且该录音未通过合法程序取得。” 有法官解释说,现行法律关于偷拍取证的规定本身还很模糊,操作性不强,法官也十分为难。 事主惨剧令她深深自责 2003年,西安媒体曾集中报道过两起因婚外情而起的恶性事件。一次是年近50岁的丈夫被妻子22岁的情人用刀划破肚皮;一次是妻子将偷情的丈夫抓奸在屋时,用硫酸泼了丈夫的脸,导致其双目失明。 在这两次事件中,情夫和情妇的住址都是由张玉芬跟踪查实的。惨景让张玉芬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侦探”工作。张玉芬说,事发那段时间,她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我真不知道我是在做善事,还是在做恶事”。以此为诫,张玉芬说,在以后接手求助时她多了一个心眼,“我得看求助者的情绪、心态,太冲动太急躁的,坚决不能给他们证据。” 张玉芬于年初开通了一条热线,专门为受婚外情所害的妇女提供心理咨询。除了做心理咨询,现在,张玉芬还有两件事情必须去做:一是躲避丈夫的离婚诉讼,一是继续申告丈夫重婚。据华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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