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际春等20名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两会”上建议，任何人对其在领导岗位上所做的决定，都必须承担责任，即使这位领导人已调离或离休，也要回原单位接受公众或媒体的询问，不得以“领导已更换”、“经办人员已调离”等为借口，对市民、记者的询问一推了之。对已经离职、调离或者提升的干部，因其工作引起民众不满的，上级机关必须进行查实，并责成其应到原单位，接受公众或者媒体的询问。
我们认为，对离职官员进行正常的询问，是建设政治文明和责任政府、责任官员的必要途径。过去很多官员基本上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来的时候轰轰烈烈，报纸、广播、电视一齐上，走的时候却往往悄无声息。至于他在任上到底干了些什么，有哪些功劳，哪些失误，哪些遗憾，哪些错误，地方老百姓知之不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打造透明、责任的政府，推动政府政治文明建设，应摆上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
对离职官员进行询问，首先要切实建立起官员的责任追诉制度，对官员行使权力给予更为严格的权力界定。比如不少官员通过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得以不断升官，只要钱没有落入自己口袋，即使人走后留下的是很多问题，也不会承担本应承担的法律和政治责任。这样的情形必须得到改变。
其二，我们建议，离职官员要举行离职仪式，对离职官员的询问就放在离职仪式上。其实，古今中外，许多庄重的事情都是需要仪式的，仪式体现的是事情的庄重和内心的神圣感。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因此，官员就职宣誓也好，离职演说也罢，其对象都应该是人民。而各级人大是人民的具体代表，因此，如果有必要让官员举行就（离）职仪式，那么自然就要求各级官员（这里仅指各地政府“一把手”，政府其他组成人员不算，他们只需向政府“一把手”宣誓和述职）向各地人大宣誓和述职。一是宣誓服从宪法和法律，二是宣誓永远服从于人民的召唤。
这种简单而隆重的离职仪式，表面看来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但它与形式主义有截然的分野。和就职时进行宣誓一样，离职仪式实际上是也是一种“内心神圣感的外化”，是一种内心的召唤，以及对于权力、人民和法律的敬畏。就职宣誓和离职演说之所以有必要举行，一是通过某种仪式化的程序，强化官员对于权力，对于人民，对于法律的敬畏之心；二是通过这种方式，接受人民的检阅与监督。你在施政演说中说了什么，承诺了什么，一个县是几十万双眼睛看着你;一个市是几百万双眼睛看着你；一个省是几千万上亿双眼睛看着你。是言而有信，还是言而无信，众目睽睽，都晾在了阳光之下。更重要的，在离职仪式上，人大代表可以就该官员的履职情况进行询问，使得这个仪式有了更充实的内容。当然，并不是说对离职官员的询问只能体现在在离职仪式上，在以后的任何时候，无论他在别的任何地方任职，他都要为自己在任时的所作所为负责，任何时候都应该接受公众及有关机构的询问。本报特约评论员童大焕 相关报道见昨日A08版（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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