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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工“新生代”:进城不仅为讨生活 更是为寻梦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3日11:15 浙江日报

  我们稍许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在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青春脸庞:这就是第二代农民工。许多专家已经指出,城市农民工问题是涉及未来50年中国社会能否持续发展、经济能否持续增长、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基本问题之一,笔者深入这群游走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新一代民工中,进行了观察和采访——

  关注民工“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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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实习生 胥晓莺

  从1984年中央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备口粮进城、中国农民迈进城市务工的第一步算起,到今年已整整走过20个春秋。民工潮年复一年,变化却已悄然产生:补丁加补丁的蛇皮袋越来越少,簇新的拉杆箱多了起来;灰头土脸、表情木讷的越来越少,衣着光鲜、神情自信的多了起来……

  20年间,民工“新生代”已霍然长成。

  新一代民工的“后生存”时代

  如果说第一代民工进城是为了生存,“新生代”已步入了“后生存”时代。他们和第一代一样,打工当然是为了挣钱,但挣钱不仅仅为了糊口,而是谋求更大的发展。他们在城市的洗礼中逐步更新着自己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融入城市的主流社会。

  “现在我只学到师傅两分本事,如果学到十分肯定哪都抢着要了。”——

  “后生存”之学习篇

  湖州来的小宋,是我在杭州杭海路上的外来劳动力市场上遇到的,她一年前刚中专毕业,在宁波的一家卫生用品公司工作,与她所学的环保专业很对口。“非典”时期认识了现在的男友——一个从安徽来杭打工的厨师。从一开始向他推销消毒柜,到最终把自己给“推销”了出去。小宋不顾家人的反对,放弃了宁波那份稳定的工作,来杭州寻找自己的爱情和事业。

  最让我惊讶的是,小宋说她来杭半年,已换了20多份工作:“基本上都是营业员,一开始在东站市场,后来还去过环北市场、四季青市场、锦江批发市场什么的。”

  关于换工作的原因,最主要是因为小宋很明确自己打工的目的,一是为了赚点“本钱”,再就是为了“学做生意”。所以她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呆得太久,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如果我10天就学到了六成,一年能学到十成,我觉得六成就够了,因为更多的时间都是在重复。”

  小宋说她这半年钱虽然没挣多少(自己只攒下1000多元,中途还跟家里要过2000多元),生意还真学到了手,“有一次老板娘要回家了,衣服没卖完,我看看款式很新,能卖出去,跟男朋友商量了之后,就拿出仅有的1000多块钱盘下了,三天就挣了600多元。”

  四川来的小冉师傅如果用时髦的话来说是一位园艺师,他作为上海一家专业草坪园林公司的项目负责人,在杭州负责一家单位的草坪维护工作。初中毕业的他做过建筑工人,也进过厂子,经熟人介绍进这家公司时他只能做体力活,“但是我这个人就是看到什么新东西都想学一点。”结果真让他把老总从日本学来的专业技术学到了手。

  “想学习”,是我在采访“新生代”中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比如建德来的保安小吴想读成人高校,当厨师的小赖想学习英文。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想学好一门过硬的技术,小赖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现在没有文化就只能靠手艺。要学别人需要的手艺,而且要学得精,像我这样只学到师父两分本事,如果学到十分肯定哪都抢着要了。”

  “我们不想一辈子抬轿子,也要尝尝坐轿子的滋味。”———

  “后生存”之创业篇

  小金来自江苏徐州农村,这个20出头的女孩子在江干区拥有一个小小的店面,周围居住的民工和市民常在她这儿买包烟抽,或打场台球。

  小金原来在一家印刷厂做质检工作,相比较其他打工者,她的收入是比较高的,一个月有1300元左右,最高的时候能拿到1700元。但是做了一年多,小金离开了工厂,花了5000元转租了别人的店面,做起了小本生意。虽然现在比以前操心更多,花钱也要更算计了,但小金表示一点都不后悔,因为在厂里工作“没有发展”。

  我在采访中发现,像小金一样,几乎每个年轻的农民工都有创业的打算。比如营业员小宋,就打算学好了“生意经”后,下半年和男朋友开一家小饭店;保安小吴想先去做两年营销,然后自己开公司;小冉师傅放着一家高尔夫球场2500元的月薪不要,想自己搞承包,等挣了钱找人合伙,开自己的草坪公司……总之,他们不再满足于给人打工,也想自己当老板,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我们也不想一辈子抬轿子,也要尝尝坐轿子的滋味。”

  他们和城里青年一样染黄头发,穿尖头鞋,过“圣诞节”——

  “后生存”之生活篇

  城市生活全面改变着“新生代”民工的消费观念和生活习惯,甚至可以说,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距,可能比“新生代”和城里年轻人之间的差距更大。他们和城里的青年一样染黄头发,穿尖头鞋,过“圣诞节”。

  他们也开始告别“白天机器人,晚上木头人”的单调生活,寻求城市丰富多彩的娱乐生活。厨师小赖爱去网吧,“打打牌,聊聊天,看看新闻。”保安小吴染着一头红发,酷爱古典文学,还自己动笔写诗。“业余生活啊,我就喜欢看看书,逛逛书店,我一个月买书要买掉200多元。”

  对“新生代”的关注点

  尽管“新生代”比第一代更希望能融入城市社会,同时他们也具备更强的适应城市生活的能力,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至今仍然是“彷徨”的一代——彷徨于城乡之间,彷徨于“农民”和“工人”的身份之间,彷徨于工业化和农村的生存方式之间。

  加强对“彷徨”的民工“新生代”的关注,有助于探寻一条可行之路:让城市为他们提供更广阔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到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来,为缩小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差异,顺利完成中国的社会变迁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力不从心———

  “关注”之技术篇

  民工“新生代”融入城市生活的第一个“坎“,就是求职过程中的技术门槛。

  关注民工“新生代”,首先要关注他们的“技术困境”。二十年前,第一代农民工可以靠出卖苦力谋求生存,今天这样的工作岗位已越来越少。“新生代”的文化水平比第一代虽然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没有一技之长,他们即使有心摆脱出卖苦力的低级打工状态,也普遍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城市现在紧缺技术工人。据杭州市外来劳动力市场的魏罡副主任介绍,来他们市场招工的岗位中有30%至40%要求具备一定的技能,但求职的农民工80%没有任何技能。

  “新生代”已经有了初步的学习意识,但对于怎么学,却还存在着很多迷惘和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学。比如厨师小赖,他很清醒地意识到“现在的菜谱翻新很快,我呆的这个招待所只能做做家常菜,都是些过时的做法”,却不知道去哪里找他所说的好师傅。

  除了求学无门,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该学什么,学习目的比较盲目。比如保安小吴,想考成人自考学习文学,学了文学去干什么却没有什么想法。

  关于这些问题,我请教了魏罡副主任,他认为民工流出地的劳动部门应该加强对民工的培训工作,这样成本低,也更利于管理。比如“江山保安”和“衢州保姆”现象,同时,还必须加强民工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间的合作,加强劳动和教育等部门的合作,使供需更好地得到“对接”。

  因为用工单位普遍不愿意签合同,放弃签合同就成为民工与别人竞争的优势所在———

  “关注”之权益保护篇

  民工“新生代”要融入城市社会,还面临着他们的权益如何依法得到充分保护的坎。

  应该说,“新生代”在城市的就业环境比第一代已经有了大的改善。据省就业局农村劳动力管理科科长余斌介绍,我省近年来取消了对农民工在城市就业的各项不合理收费,行业准入等限制措施全部废止,户籍门槛也被打破;同时劳动力市场管理渐趋规范和完善,城乡统筹的失业保险制度逐步建立。理论上,“新生代”已经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和城里人公平竞争,也可以获得一样的劳动保障。

  然而,在采访中发现,权益受损依然是“新生代”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除加班、欠薪这样的问题仍然困扰外,农民工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还不够了解,理解上存在着误区,有时甚至会放弃自己的权益。比如小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做要签合同的工作,这样不自由”。

  我们不该苛责农民工自身的保护意识弱,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劳动关系中,农民工仍然是弱势的一方。有人愿意不签合同,是因为用工单位普遍不愿意签合同,不签合同就成为民工与别人竞争的优势所在。而不愿办理养老金和医疗保险,主要还是因为民工和单位没有契约关系,没有长期意识,一旦企业要他回家,对于这笔钱能不能拿得回来,民工普遍存在着疑虑。

  农村不是他们的梦想,城市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

  “关注”之身份篇

  勿庸置疑,民工“新生代”要融入城市生活最大的障碍,和第一代一样,仍然是体制障碍。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和户籍制度,使“新生代”即使不再像农民,也难以摆脱农民的身份。他们是,干着工人的活,是农民的身份;农村没有他们的梦,城市却不能完全接纳他们。我是谁?何处是我家?这是“新生代”普遍面临的迷惘和困惑。

  一方面,他们不像第一代有着浓重的乡土情结,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更多地系于与亲人的情感,而对家乡其他方面的依恋却在减少。

  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在采访中,问到他们未来的打算,大多数人都没有明确的答案:“以后谁知道啊,看自己的发展吧。”“机会好当然想留在外面的,没有机会就只能回去了。”在未来归属上,他们还没有明确的行动选择,他们只能彷徨于返回乡村与定居城市社会之间。

  关注“新生代,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如何逐步打破体制藩篱,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给民工和城里人相同的身份和待遇,消除歧视,逐步实现真正的“自由流动”。

  新“成人仪式”

  孤独的我们脸上挂着惆怅/总是回忆着童年的模样

  迷惘的我们有着伟大的理想/一直都在奋发图强

  收拾起行囊/载着梦想乘风远航

  最终到达理想的天堂……

  这是一首由一位农民工创作的小诗,名为《梦,理想……》,它代表了“新生代”民工普遍拥有的“城市情结”和人生追求。

  我近日在外来劳动力市场、民工宿舍等地采访了十余位年轻的农民工,发现与第一代民工进城“讨生活”不同,“新生代”更多是来城市寻梦。

  第一代民工中的大多数人进城只有一个朴素的念头:在城里挣票子,回农村家里盖房子、娶娘子。但“新生代”已经不满足于此了。对他们而言,城市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不一样的前途,不一样的命运。他们希冀通过进城务工经商,告别祖祖辈辈“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第一代民工往往怀有深厚的“乡土情结”,进城打工只是他们谋生的手段,挣了钱他们还要回到农村去。“新生代”民工中很多人不会务农,对土地也没有很深的依赖,他们已经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农民,也不再适应传统的农村生活,他们比父辈更希望能在城市立足,在城里拥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第一代民工没有什么新奇的梦想,是因为他们承受着现实生活的压力。他们外出打工是因为在农村没有田地可种了。正是这种生存的窘境把他们从农村“挤”出来到城市“讨生活”的。而“新生代”从小听着父辈闯荡城市的传奇故事,成长过程中又目睹兄长和同伴进城打工的经历,他们是在“进城”的梦想中成长起来的,城市对他们有一种强大的“拉力”。可以说,进城打工已成为他们一种新的“成人仪式”。

  对于被农村“挤”出来的第一代农民工,我们一般称其为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但对于民工“新生代”,如果仍单纯地理解为“剩余劳动力”,已不符合实际情况。事实上,对城市而言,民工“新生代”已是城市经济发展、城市外延扩张储备的一支“生力军”,在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接受城市的“洗礼”,是他们的必由之路。

  谁是民工“新生代”?

  “新生代”是哪些人?简单的说,就是指家在农村,年龄在16至30岁之间,于上世纪末外出打工的年轻人。有专家为此提出了“七八九”的定义:上世纪70年代后期出生,80年代受教育,90年代外出务工经商。

  这些人人数众多。据省就业局农村劳动力管理科科长余斌介绍,2003年浙江农村流动劳动力达到600万,其中16至30岁的年轻人占到80%以上。他们与80年代外出的第一代打工者相比,虽同是在农村成长,但在城市打工、生活的经历有着极大的区别。他们代表的是相当数量的中国新一代农村青年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他们怀着抱负和理想,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寻找着自己的位置,创造着中国的明天。

  我国“民工潮”发展的三个阶段

  胥辑

  中国的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从1978年开始大约经过四五年时间,就解决了粮食的问题。紧接着就出现了第一次卖粮难的问题,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有7000万公顷土地转产经济作物,这种调整刺激了农村加工业的发展,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第一次“民工潮”出现了。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以乡镇企业为就业的目的地,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

  乡镇企业发展成为计划部门的有力竞争者,对计划部门形成冲击,局限于特定观念,改革没有珍惜难得的农村城市化的大好机会。1988年,出现大抢购,乃至于发生挤兑之后,国家采取了紧缩政策,首当其冲影响的是乡镇企业为主的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失去资金支持以后,90年代初期一度出现了不太景气的局面,接纳劳动力的能力大大降低。而此时恰逢南巡讲话后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1992年突然出现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第二次“民工潮”同第一次不同,这次的目的地是城市。由于户籍制度以及建立在户籍制度基础上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果,城市对农民工“经济吸纳,社会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

  大量农民工的进入,大大降低了劳动成本。90年代中后期,伴随香港回归,港澳台制造业开始向广东大规模转移,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也使中国沿海地区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的重点承接地,这些因素都促使了第三次“民工潮”的出现,而且,自此开始进城民工的数量持续稳定提高。1992年在城市的外来民工4600万,1994年增加到6000万。此后,流动农民工的数量每年以800万至1000万的速度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2亿。第三阶段的流动农民工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他们不再是暂居住城市,而是倾向于长期居住,居住的时间也在不断地延长,并且有举家迁移的倾向;“新生代农民工”几乎没有务农经历,对城市的认同超过了对农村的认同;农民工维权意识觉醒,开始诉诸法律和舆论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第三阶段的农民工所处社会环境也有了改观,人们开始认识到农民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认识到他们是现代化的“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旁观者等。

  “民工潮”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是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产生,突破了数十年牢不可破的城乡二元分割,对整个社会结构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它涉及到我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民工潮”一产生就受到了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包括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的不同学科积极参与到对流动农民工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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