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原中卫县城乡建设开发公司巨额国资流失原委

　　《经济日报》记者李明今《法制日报》记者周崇华《中国青年报》记者吴海鸿《中国建设报》记者张沁元《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刘艳《宁夏法制报》记者张群仓《银川晚报》记者李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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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幢拟建为6层高、建筑面积5680平方米的商住楼，在资产评估基准日时虽只是建了几层的“半成品”，但其价值被评估为150元。这种在全国罕见的怪事，在宁夏中卫市却真实地出现在资产评估的报告中。

　　在过去的一年中，宁夏中卫市(原中卫县)的几位刚直不阿之士曾多次向新闻媒体揭露说，原中卫县城乡建设开发公司(简称城建公司)在2003年改制期间，有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流失数额之大，当在千万左右。

　　在西部宁夏的一个县城，百万资金已不算小，千万之巨堪称惊人数目了！

　　强烈的责任感和正义感使记者难以沉默。2月11日这天，一场沙尘暴将记者“卷”进了刚刚撤县设市的中卫。刨根问底、探个究竟便成了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中卫县城乡建设开发公司原是一家只有三十多名职工的地方国有小企业，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1993年，该公司与香港尔安公司合资注册了“宁夏天河房地产开发公司”。到1998年6月，公司实现利润426万元。

　　1998年7月，原县政府下文调离了原任经理，新任的城建开发公司经理作为国有资产方代表，代替了原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职务。此后，后任经理与港商关系不和，合资的天河公司名存实亡。

　　不久，后任经理提出注销合资公司，并决定对国有的母公司实行改制，变国有企业为民营性质(经理自己持大股)。2001年9月30日，经宁夏瑞恒资产评估公司评估，并经原县国资局确认，公司的净资产变成了-14.45万元。加上剥离锅炉房等资产，实际剩余的净资产为-50.4万元。

　　2003年6月2日，原县政府“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批准了这家公司的改制方案。与前面的测算不同的是，“企业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又恢复了已剥离的资产等，将亏损企业变成了37万多元的正资产企业。

　　在房地产市场异常红火的那几年，中卫城建公司国有资产不仅没有增值，反倒濒临破产边缘？一时间，人们议论纷纷，根本不信。

　　当记者看到《资产评估报告》，并对知情人揭发的几十个线索中较明显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时，果然发现国资流失的漏洞颇多，手法怪异———

　　多列、虚列“应付账款”

　　《资产评估报告》在“应付账款”中，列有1999年城建公司所欠“施工单位”的“利息”一项，总额为213.92万元。公司财务人员解释说，这是1995年以前盖商城商品楼时，拖欠的8家建筑企业的施工款利息，一直“赖”着没给人家。

　　记者在调查时，知情人证实说：A、1995年前任经理安排以商品房成本的名义隐瞒了432万元利润。此后用其中一部分陆续支付了银行利息，到1997年年底时，尚余213.92万元。B、当时尽管有“不按时支付工程款就应支付利息”的合同条款，但在工程竣工验收时为了加快进度，前任经理已与各家企业有口头协议：“以后别再计较利息了。”因为此事在1995年时已经了结，所以不可能在4年后再欠8家企业的利息。

　　记者在调查中得到的旁证是：A、城建公司会计在1998年11月写给审计部门的调查笔录中，既承认这是一笔结余款，也承认“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付给各建工队利息”，还将其从成本中减过一次。B、审计部门曾在1999年12月的审计报告中将这笔款定为隐瞒的利润。C、记者在原县国资局局长提供的企业名单(有多处漏洞)中随意选择了3家进行调查，他们先后说“承建商城的工程款已全部付清”，“与城建公司无债务关系”，“无其他欠款事项”，“不存在利息问题”等等。故此，他们的证言与知情人反映的情况可形成证据链。D、时隔八九年后，该公司至今并未向这些企业支付“利息”，也用事实做了印证。

　　由此来看，这笔本应作为利润的资金被虚列为“应付款”后，一减一增，就使国有资产减少了427.84万元。

　　《资产评估报告》在“应付账款”中列有欠“雍全义”40.1万元的一笔款项。

　　知情人揭发说，40.1万元的资金是城建公司转让东门外一块7亩多的土地给雍全义(供其搞楼房开发)而收回的土地转让费，这在1999年的审计报告中早已确认，资产评估时不仅没将其作为利润，反倒变成了“外欠账”。

　　面对这笔所谓“外欠账”，原县国资局某局长和公司财务人员当着记者的面，就承认“这笔账记得有问题，应该作为收入账才对”。由此证实，该款项被列入“应付账款”后，一减一增，又让国有资产漏掉了80.2万元。

　　《资产评估报告》在“应付账款”中列有欠县财政“借款利息”57.45万元一笔款项。城建公司财务人员解释说，这笔账“记错了！本来应该是欠职工集资款的利息，却记成了欠财政局的”。

　　在原县财政局，主持工作的一副局长在查阅账册之后对记者说，城建公司不欠财政局的利息。知情人也证实，公司改制时既不欠财政局的利息，也不欠职工的集资款利息，那几年的集资款利息都已发放给了职工。他们出示了公司职工从1996年至1998年领钱的花名册，利息总共23万多元。

　　《资产评估报告》在“应付账款”中列有“商城其它费用”28.24万元的款项。

　　据知情人揭发，这笔款本是1995年公司隐瞒的挂账利润50万元的一部分，现在莫名其妙居然反变成了“应付款”。其后，记者看到了1998年11月26日审计部门对城建公司会计的调查笔录，公司会计承认这笔提留款在“陆续付了部分款项后，结余28.24万元”。审计部门在1999年12月对该公司的《审计报告》中，也将这笔款定为“隐瞒的利润”。最终，公司会计表白说：“这些款如果以后不作支付用，那就是利润。”

　　可见，这一减一增，又使城建公司的利润漏掉了56.48万元。

　　仅上述4例“应付款”，就让城建公司资产少掉了600多万元，类似的“应付账款”在《资产评估报告》中还有很多。

　　不仅如此，城建公司的国有资产还存在漏评、低评“账外资产”的问题

　　据知情人反映，城建公司曾在县城东关购得一片土地，账面面积7.7亩(实际面积更大)。对这么大的一片地皮，《资产评估报告》中居然只字不见，没有评估价值。直到2002年下半年，因舆论压力所致，原县政府有关部门才将这片土地作价80.56万元，记入该公司的改制资产中。

　　据知情人揭发，城建公司在商城有100多套营业房对外出租，每年工作总结时，公司都说房租收入以及个体经营户交纳的摊位费、物业管理费等收入有几十万元。但在资产评估时，却对这些收入没有反映。

　　记者在《资产评估报告》中的确找不到这些资金的任何记录。

　　据知情人揭发，资产评估时对公司下属的“天河建筑公司”(施工单位)资产没有评估，其中包括向包工头收取的管理费。对此，公司会计解释说：“那是独立法人，产权不属于我们公司。”

　　而记者在调查时，当年为“天河建筑公司”办理注册登记的经办人证明，该建筑公司(现已不存在)当时虽是独立法人，但千真万确是城建公司的下属单位。

　　记者在《资产评估报告》的“半成品”明细表中发现，美利新村6号楼(拟建6层60套住房)的评估价值只有150元。公司财务人员解释说“资产评估时这幢楼房还没有动工，150元是鉴证费”。

　　但记者在当地质检站查阅施工档案时看到，这座楼的开工时间为2001年6月8日，至资产评估基准日时，施工时间已接近4个月之久，楼房的土建应该有好几层了，无论如何不可能只值150元。随后，记者就此咨询了银川市的几位评估行家，他们认为，对半成品楼房进行评估时，即使开发单位已支付了土地出让金、拆迁费等，也必须参照当时当地土地和建筑材料的升值因素，对其价值重新进行评估。

　　视而不见新增资产

　　瑞恒资产评估公司以城建公司2001年9月30日的资产状况为准进行资产评估，这天称为基准日。《资产评估报告》明确规定：“本评估报告的有效期为1年，自2001年9月30日至2002年9月30日前有效”，且“具有法律规定的效力”。

　　毫无疑问，《资产评估报告》失效后，企业如果需要改制，那就得重新进行资产评估，否则改制就是非法的。

　　记者查阅了原县企改领导小组下发同意城建公司进行企业改制的文件，时间是2003年6月2日。此时超过评估报告有效期已有8个月时间，企业改制显然不合法。如果这时候再对企业资产重新进行评估，那么定会有一大笔新增资产变成国家的，但是没有。

　　随着记者的深入采访，我们不难发现，从评估基准日起至批准改制的20个月时间里，城建公司的资产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资产评估时，该公司在建的半成品工程，在一年甚至几个月内即告竣工，销售情况极好，形成了可观的利润。试举我们亲眼所见的几例楼盘———

　　槐树南巷一栋营业楼(2层10套)和一栋住宅楼(5层25套)，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至2001年12月时基本卖完，销售额大约在400万元左右。

　　美利新村6号住宅楼(6层60套住房)、7号住宅楼(5层20套住房)、8号住宅楼(6层24套住房)，建筑面积近11000平方米，至2002年12月时基本卖完，销售额约在800万元左右。

　　美利新村9号商业楼(2层14套营业房)，建筑面积1630平方米，至改制时已经卖完，销售额大约在400万元左右。

　　仅以上6栋楼房，销售额大约就有1600万元。据内部人士介绍，因为建筑成本较低，利润率很高，仅此楼盘所得纯利润少说也有三四百万元。可见，在资产评估报告失效之后，不对该企业重新进行资产评估，那无疑是将这三四百万元国有资产白白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竣工楼房还有好几处，我们难以一一查看。

　　上述调查结果，只是“冰山一角”。我们期待着，对国有资产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权威机关能够破坚冰，战险滩，将流失的国有资产“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