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1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在中国大地。28年过去了，国人对周总理的怀念延续着。

　　1961年起任周恩来的卫士、1983年起任邓颖超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撰写了《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按高的说法，此书“纯纪实，无任何修饰”，表达他对这位人民公仆的绵绵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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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5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就不再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到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12月8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医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议？

　　12月15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

　　12月17日上午，回北京的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在一起，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

　　1978年8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

　　寻找彭真

　　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未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是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

　　但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第二，不准打骂、体罚。第三，不准不给饭吃。第四，不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

　　约陶铸谈话

　　1967年1月4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但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

　　不能离开中南海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7月18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们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去继续“绝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期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卫兵们吃不好睡不好，天气炎热，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他们要“体面”地收场。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的精心组织，分三个会扬，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地批斗。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扬，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据《沈阳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