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振坤

　　发展经济学引入我国已经20多年了。这当中，翻译了大量的国外出版的发展经济学名著，出版了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主编的教科书，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发展经济学家。可以说，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地位，在中国已经确立，而且初具规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显现这门学科在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诸多重大疑难问题的能力？我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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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发展经济学生命力之所在。

　　回想发展经济学过去在西方曾经出现过的“危机”，我提出这个问题绝不是空穴来风。我觉得，在引进西方一门新学科时，开始阶段采取“拿来主义”是必要的。但拿来以后，要使这个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那还是一个漫长的艰苦过程。我认为，从现在开始，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家就应该把重心转向第二个战略阶段，即：吸收、消化、创新的阶段。也就是说，要沉下心来，耐得“寂寞”，深入实际，了解国情，针对中国现代化存在的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修正引进的理论，创立能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只有这样，发展经济学之“矢”，才可以射到中国之“的”，发展经济学才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目前，发展经济学在中国必须研究回答一些重大问题：例如，经济的良性不平衡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特别是结构主义主张不平衡发展，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又出现新的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如此周而复始，螺旋上升。中国前一阶段也是这样做的，采取东、中、西部梯度发展，东部率先发展的战略，取得了惊人的实效。但也出现了问题，即地区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了。不仅“民工潮”不正常的过度集中流动，造成经济社会一系列的不安定，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更深层次地看，也妨碍“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优化。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我的初步想法是，从中国的国情来看，要实现那种“周而复始”、“螺旋上升”的良性不平衡发展，在理论上还需要解决一个如何由不平衡到相对平衡的机制问题。一些具体案例说明，穆尔达尔的“回波效应”与“扩散效应”并不一定是“并存”的，更不是同时出现的。往往是发达地区通过“回波效应”吸走了不发达地区的资源与人才，而它的“扩散效应”却迟迟不能到来，却往往出现“马太效应”！这种情况在中部地区看得十分清楚，“孔雀东南飞”了，20年还不见回头。如何解决这种由“回波”逐步转向“扩散”的问题？是通过市场的路径，还是通过政府的路径？还是二者的结合？看来，通过市场是很难完全奏效的——在完全的市场中，“马太效应”往往大于均衡效应。而通过政府，又感力不从心。这种状况，是暂时的呢，还是长久性的？是不是由于中国发达地区资本集中度不够规模因而无力“扩散”呢，还是体制与政策未与时俱进限制了“扩散”呢？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应该加以回答，使得在中国构建起一种“良性不平衡发展”机制，有一个指导思想。

　　三农问题是当前人们关注的焦点。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观察，我认为，首先要解决一个农民和城市居民在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自由选择的问题。这个大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市场化就会步入歧途，农业现代化也就难以真正实现。而且，随着信息产业部门的出现，我们不止是“二元”而且会是“三元”——传统的农业部门，现代的资本部门和新兴的知识部门。同时，在城市也存在传统部门（手工业与资本化不高的小企业）。这都是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得不够的，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问题。

　　城市化是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它可以促进农业规模化，推动农业机械化和科学化，提高农业自身的效益，也有利于政府实施对农业的贴补与扶植措施。目前推行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如果没有城市化的配合，也是缺乏动力（市场）的。但是，城市化又靠什么来推动呢？光靠政府号召肯定不行，有的地方大搞“农民造城”，更是荒唐。因此，中国的城市化，客观上要求：首先要消除政策壁垒，实现农民的国民待遇；同时要营造城市化的动力——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然后才可能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即在适度规模经营、科学种田、现代管理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要实现由二元经济、三元经济过渡到新的一元经济，还有一系列的理论问题有待研究。诸如，在农村人口城市化的同时，如何兼顾城市的过剩人口问题？在中国会不会出现西方工业化前期那种“游民阶层”问题？在信息社会的前景下，中国城市化如何另辟蹊径的问题？如何促进农村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问题？如何解决当前中国农用土地市场化问题？等等。

　　另外，我国已经是世贸组织的成员，我国经济与国际接轨正在加快步伐。在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我们的经济发展理论要研究的还很多。要知道，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想闭关自守，不仅会边缘化，而且也不大可能。与其被逼开放，不如主动开放。而一个不发达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用什么理论作指导？显然，“依附论”已经没有多少市场了，“中心——边缘”论也显得陈旧了一些，如果完全按照“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风险那就更大了。我认为，在中国，迫切需要有一种“有效开放”的理论。既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又确保民族经济的自主性；既放开外资的进入，又保持本国的经济政治稳定；既周旋于各国际大跨国集团之间，又培育出自己的跨国公司；既大胆放开国内市场，又规避各种可能的风险。这种理论，不妨叫它为“积极的世界主义”：一方面，积极地学习、利用世界上一切有利于我的东西为我所用，比如美国的创新机制，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新加坡的法制精神，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等等。一方面，尽力防止不利于我们的东西。这种开放理论将会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我想，由于中国人具有“兼容并蓄”的气度、“中庸之道”的文化和高超综合求同的能力，这种理论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出来。稿件来源：光明日报（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