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空虚

　　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期间，江青是我接触较多的人之一。在上世纪50年代初，我所接触的江青尚无什么权力，只觉得她的精神世界很空虚。

　　一次，我到南院去，听到从毛泽东孩子们的集体宿舍里传出了留声机放出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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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五呀，王老五！说你命苦，真命苦！白白活了三十五，衣服破了没人补！……”我看到江青在手摇留声机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声音不大，不会打扰北院办公室里紧张工作的毛泽东。江青到孩子住的地方来，大概是为了避开对毛泽东的干扰吧。她正追忆舞台生活，听着自己的歌声，算是在自我陶醉吧。

　　又一次，也是在南院，在西照的阳光下，江青正在翻看她的照片。她见我走进来，就拿起一张照片得意地说：“王医生，你看，这张照片还可以吧？”照片放得较大，江青穿着浅色的、长长的连衣裙，半卧在一棵大橡树前；黑色的树阴作为背景，衬托着淡色的江青，确实从取景到采光都显得很好。

　　“很好！是谁拍的？”我由衷地赞美了一句。“这是我在苏联疗养时，我选好镜头、光圈、速度，请别人按的快门！”

　　此时，恰巧天津市市长黄敬从这里经过，可能去菊香书屋院内，到办公室去见毛泽东。

　　江青指着黄敬背影，笑着说：“那是黄敬，年轻时是很漂亮的，现在胖得不像个样子了！”但江青笑指黄敬时，我尚不知道她和他曾经有过一段罗曼史。

　　过了几个月，当我有一次踏进菊香书屋的大门过厅时，映进我眼帘的一幕把我惊呆了。

　　江青站在院子中央，她左手握着一条细细的铁链，牵着一只小小的猴子玩耍。那小猴儿看见我走了过来，敏捷地从地面向上一跳，站在了江青的右侧肩头上。它还没有来得及站稳，就被江青厌恶地用手掌扫了下来，在这数秒钟里，我发现这只小猴子并没有给江青带来愉快，她的脸上也没有显出一丝一毫的快意。大概这只小猴儿填不满江青那无聊的、空虚的精神上的深谷……

　　林彪病重

　　我兼任毛泽东的秘书之后，毛泽东曾派我代表他去看望过林彪、饶漱石、胡乔木。因为我的双重身份，既是毛泽东的秘书又是保健医生，我去看望他们既表示毛泽东对他们的问候，也是对他们健康的关心。

　　林彪是毛泽东让我代表他去看望的头一个病人。我是和傅连副部长（他那时兼任军委后勤卫生部的副部长）一起去的。

　　来到林彪的卧室，我被眼前的景象给惊住了。只见林彪卧室的顶棚上贴满了向下垂吊着的白色纸条，二三尺长，寸许宽；在卧室的东墙和南墙之间的夹角内，放着一张南北向的双人床，林彪头朝北蜷卧在床上，半侧着上身，浓黑的眉头紧皱着，两只眼睛射出的灰色目光，死死地盯着从屋顶垂下来的纸条下端，对傅连和我无心一顾，或者他的心中喜怒不形于色，这时你会充分地体会到“目中无人”的滋味。

　　我轻轻地走近了林彪的床侧。叶群已经站在他的床头了，她冲着林彪解释道：“这是毛主席的王秘书，主席让他代表主席来看望你。”说罢，她把视线转向我，算是作了介绍。

　　林彪的视线这时从纸条上扯了下来，把目光投射在我的脸上。我压低声音说：“毛主席叫我代表他来看望您，并叫我转达他对您的问候，主席希望您安心养病。”

　　林彪听我转达毛泽东的问候时，他的双眼在瞬间闪动了一下明快的亮光，旋即又消失了，他有气无力地说：“谢谢毛主席。”说后，那灰暗的目光重新又射向屋顶，凝固在纸条上，就好像他的性命维系在那垂下的纸条上一样。

　　林彪的卧室改修得很怪，房间成了半个“凸”字形，朱总司令的保健医生翁永庆在东北侧的房角里准备药物时，我进入到这房间里竟未发现他。

　　出了林彪的卧室，我问翁永庆大夫：“老翁，林彪同志患的是什么病？”我当时怀疑林彪患有精神分裂症。

　　“慢性胆囊炎。”翁永庆大夫肯定地回答。这完全出乎我的推测，因为林彪给我的视觉印象是精神上的症状，胆囊炎怎么会有这样的精神状态呢？

　　“屋顶上粘满了那么多的纸条干什么用的？他老是看着它！”翁永庆解释说：“那纸条用处可大咧，纸条是监测室内有无气流的；室内不能有一点风，如果他感到有风，马上就会觉得发冷，打喷嚏，发起烧来。当他看到纸条一有飘动，就知道有风吹了进来，从纸条飘动的方向，可以判断风从什么方向吹来的，便立即命令人去堵上风口。”

　　“怎么治疗？”“现在正服中药：中医专家会诊后，都开一个处方，然后，他把每一个专家的处方一一审看，并把众方化裁加减之后，他重新写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已经不再是哪一位专家的处方，而且他所化裁的中医处方，按照他的处方取药煎给他。”翁永庆认真详细地解释着。

　　饶漱石肾衰

　　1952年的一天，毛泽东指示我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到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

　　我踏进饶漱石的临时寓所时，他的夫人迎了出来。饶漱石带着忧虑的神态迎接了我。我将毛泽东叫我来的用意当面向他陈述后，他请我坐下。

　　“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饶漱石仍面带愁容，精神焦虑地对我说着。

　　比他年轻很多的夫人则很关心地说道：“他患肾虚，肾衰，所以我们一直没有孩子。”她说得很坦直。她这一番话，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她对丈夫的“控诉”，我听明白了，便问道：“要不要请专家会诊看看？”

　　“不用了，我的病多年了，多次治疗也不见效果，算啦！”饶漱石拒绝了我的建议，也拒绝了他夫人的“呼吁”。看来他目前不想治病。

　　第二天下午，我正站在毛泽东当时居住的新六所的大门附近，这时，饶漱石夫妇从毛泽东的办公楼里走了出来。饶漱石看到了我，马上走到我面前，兴奋地说了起来：“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真是向毛主席把话说清楚了！”他的一席话，说得我莫名其妙。

　　“走吧！向主席说透了，就行啦，走吧！”他的夫人一边着急地说着，一边拉着饶漱石的胳臂，向停在门口的汽车拽他。大概她怕泄露了“天机”，饶漱石回过头来用眼神给我来了个再见。他好像怀着对我深深的感激之情离去。他们夫妇二人的车刚刚驶离了新六所，江青就急匆匆地奔了出来，她神情紧张，冲到我的面前问道：“王秘书，饶漱石是怎么回事，他把主席搞得好紧张哟，我在旁边听着也紧张死了！”我顿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我对江青说了昨天去看望他的情况。江青“呃”了一声，好像明白了，神态马上平静下来，她走了，我仍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直蒙在鼓里。

　　这件事，在高、饶反党集团案发生后，我才明白了一点。当毛泽东把饶漱石调到北京时，他大概是认为撤了他的职。他来到北京后，未敢找毛泽东。当毛泽东派我去看他之后，他才来找毛泽东，我推测他是一半发牢骚，一半又是表功地闹了一阵。这大概就是饶漱石所说的说清楚了。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记载：由毛泽东手稿刊印的《中央关于饶漱石病休由陈毅代理各项职务的决定》如下：华东局并陈毅、粟裕二同志：

　　接二月一日十四时粟裕同志来电，知饶漱石同志病情严重，必须休养。中央决定饶漱石同志立即开始休息两个月，各项职务由陈毅同志代理，由谭震林同志秉承陈毅同志主持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的日常实际工作。关于饶漱石同志休养地点，我们认为必须离开上海，最好到北京来。请粟裕同志再到上海和漱石同志当面商量决定，并和漱石同志同车来京为盼。中央二月二日上午二时上述决定，时间是在1952年2月。在我的记忆中，代表毛泽东去看饶漱石是在同年的春天。不久，饶漱石担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