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人们想听他说、想对他说的话有很多。为此记者日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工程管理部并不是“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

　　记者：徐院长您好！您到工程院有整两年时间了。我们很想知道，两年来，对于工程

美妙时光产权酒店 紫光台式电脑 小户型主阵容揭晓 多媒体互动学英语

院的发展，您最满意的是哪一点？

　　徐：总的说来，我对中国工程院的各方面发展都很满意。因为，我是站在一个较高起点上起步的。中国工程院成立于1994年，近10年来，在前几任院长和全体院士的共同努力下，工程院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以说，前人已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者：您是1995当选的院士，这些年来您的心理压力大吗？

　　徐：可以说一刻不敢懈怠。你们不是经常问我为什么工作那么忙还坚持带研究生吗？说我有教师情结当然是原因之一，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必须继续我的研究工作，工程技术是日新月异的，不随时学习跟进就无法把握学科前沿，通过带学生我能促使自己随时进行知识更新，补充给养。我相信我的这种感受是大多数院士都曾体会过的，所以说，我们是不敢坐吃老本不思进取的。

　　记者：据说今年工程院院士增选中，有10位现任省部级以上领导之职的候选人没有进入复审名单。这些人基本都是工程管理部院士候选人，所以社会上就有人把工程管理部戏称为“官员和企业家的俱乐部”，不知这种说法您听说过没有？

　　徐：这种说法我们也听说了，但我想这是一种误会。目前社会上十分关注院士候选人中有多少部长、企业老总，甚至司局长。大家知道，我们选院士的唯一准则是院士的标准和条件，主要看他在工程实践上的业绩和贡献。凡是符合院士标准和条件的，他不是领导干部也可以当选，不符合标准和条件的，再大的领导干部也不能当选。

　　记者：问了这么多，我很想知道，就工程院现状而言，您最不满意的是什么？

　　徐：暂时还谈不上有什么特别不满意的。但我最近几次强调得比较多的是五点“不希望”：不希望有什么活动都参加的社会活动型院士；不希望院士按照单位、部门、学生、好友的要求，为提高某项研究成果层次而随便挂名，导致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或要对自己并不具体了解的科研成果负责；不希望院士以行业中的“祖师爷”自居，压制中、青年或有不同学术观点的同行，不简单地否认他人成果；不希望院士参加科技成果、科技产品的商业“炒作”和商业“包装”以及宣传和推销商品的各种形式的发布会；不希望和明确反对院士卷入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如果出现了这些现象，那就是我最不满意的。

　　“对于习惯万事不求人的上海人来说，能走出大上海的‘螺蛳壳’，放下‘朝南坐’的架子，就是一种突破”

　　记者：您是我国第一位院士市长。在您担任上海市长期间，您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是哪些事情？

　　徐：我从1992年当上海副市长到2001年离开上海，前后是近10个年头，时间较长，我最满意和最不满意的都是两件事。

　　记者：那就先说说让您满意的两件事吧？徐：我最满意的事应该说是在我的两个任期内，上海的城市建设和产业结构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里先得把当时的大背景说说。

　　从建国以后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上海从一个国际大都市退化为功能单一的国内大工业城市。我正是在那一时期上任的。那期间，上海每天都在变化。联合国人居委员会的主席曾经对我说，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塔吊都集中在上海了。这些塔吊集中在上海的直接效果就是，上海从几十年没有变化的一个比较破旧的老城市飞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新城。这个变化是巨大的。

　　记者：您在上海当老师时住房面积有多大？徐：我最初到上海时是一个人，我妻子毕业后分到常州，两个女儿也跟着她。我为了离她们近一些，1963年从北京调到上海，1973年，我妻子终于调进上海，一家4口住在一个16平方米的房间里。

　　记者：好像那会儿有个词是“百万人大动迁”对吧？徐：一点不假，确实有百万人在建设过程中进行搬迁。我印象较深的有延安路高架施工，2809户居民、282家单位、84户个体商店，在两个月中全部离开这最繁华的街区。无限的留恋啊，但他们却没有抱怨，甚至还有拆迁户给动迁的组织者送上了100多面锦旗和300多封感谢信。

　　记者：上海有些人是很自傲的，他是住在厨房里，但这一点却不妨碍他鄙夷那些住在高门大户里的“江浙乡下人”。是什么让他们改变了“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旧观念？徐：上海有些人以前确实存在狭隘的地方主义思想与大城市人不必要的优越感。我在当选市长后第一次电台讲话就是要求上海人要有真正的“海纳百川”的气魄，树立新上海人的形象。我常说，上海的解放靠的是南下的解放军，其中大部分是山东人；纺织业靠的是无锡人；金融靠浙江人；而码头历来靠的是安徽、湖北人。上海人一定要在心理上彻底扭转过来，一定要有真正的“大气”。

　　记者：您说您最满意的第二件事就是产业结构调整。当时上海实行产业结构调整遇到的困难大吗？

　　徐：就如朱镕基同志所说的那样，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那些年，正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最大的时候。我们全市从各个地方动迁的是120多万人，从各个行业下岗的共有150多万人，但没有引起大的矛盾，百姓和政府是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

　　记者：从您当副市长算起，到2001年您离开上海，上海人的工资增长了多少？

　　徐：大约10倍吧。记者：真好，确实能让人体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美好。再说说您最不满意的两件事吧？

　　徐：其一，政府职能未能真正得到转变。其二，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受教育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我在计委担任主任时，计委的职能转变还是相对成功的。当时，我一再强调计委不要抓具体审批，把那些权限下放到经委、建委、教委等部门。但反过来说，正因如此，计委对实际情况就不是很了解，下面报上来的可行性报告常常成了“可骗性报告”。

　　记者：外来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上海应该不是很大吧？上海的外来并不是很多的。

　　徐：后来也渐渐多起来了。外来务工人员常自己从乡下聘请一些教师，租一个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几十个孩子挤在一起……非常艰难。现在好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可以用低于上海孩子的费用享受到同等教育了。

　　“我的选择就是把国家交付给的事情做到最好”

　　记者：您是1937年出生的，那个年月出生的人童年基本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您的童年过得怎样？

　　徐：1937年我出生在逃难途中的一个破庙内，每天后有日寇追逼，上有敌机轰炸，父母亲要我这个新生儿永记国难与家仇，给我取名“抗敌”，后来到了高小时我才改了“匡迪”这个谐音。我是在昆明上的小学。我记得我们的地理老师是西南联大毕业生，他最拿手的是在黑板上画地图。他很年轻，是个东北人，日本人占领了东三省，他痛恨不已。在课堂上他说，中国地图是只“金鸡独立”的大公鸡，中法战争使大公鸡失去了一只脚；台湾是公鸡抬起来的那只脚，甲午战争把这只脚跺了；现在，9·18把公鸡头也砍了……他在台上声泪俱下，我们也哭作一团。

　　记者：这些东西恐怕已经溶入到血脉当中了。

　　徐：是的，我想，无论活在什么时代，一个人还是要有根基的，国家民族就是我们的根基。我在瑞典外派工作时曾到美国出差，看到约翰·肯尼迪的墓碑上就刻着他当选总统时的演说：不要问你们的国家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你们能为自己国家做些什么；不要问美国将为你们做些什么，而要问我们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记者：就现实而言，如果现在让您选择工程院院长和上海市市长，您选哪个？

　　徐：我个人没有选择，我听从祖国对我的选择。国家选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我的选择就是把国家交付的事情做到最好。

　　记者：听说您在瑞典兰赛尔公司工作时，公司所在城市授予您“荣誉市民”称号，为了留住您，他们还提出要把您的夫人和女儿全接到瑞典，并允以高薪，不知道是多少钱？

　　徐：他们要加多少钱我没问也没兴趣问，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留下来。我回国前的月薪是5600美元。

　　记者：是您回国后工资的多少倍？徐：一百多倍。记者也许是个很财迷的人，曾两次问起工资的倍数，而这两个倍数又都是以十为单位，只不过一个是增加了“十”，一个是减少了十个“十”。显然，在这一增一减中，徐匡迪是欣慰的，一如他坦荡的面容，一如他坚定的背影。

　　(大江网-江南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