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前，韩国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也面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衡的问题。韩国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以此在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方面作了探索。而这些做法对我们目前研究“三农”问题不无借鉴意义——

　　韩国“新村运动”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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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水山

　　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创造力，缩小城乡工农差距——

　　新村运动的背景

　　韩国山多，人口密度大。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惟一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一是国民的科技水平；二是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1945年后,韩国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加上社会不断动荡。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

　　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必须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

　　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

　　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两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并带来了诸多城市社会难题。而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

　　与此同时，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间的差距。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村运动出台了。

　　从每个村平均发300包水泥开始———

　　新村运动的实施

　　为解决农村与社会问题，韩国政府在实施第三个5年计划时(1972———1976)，把“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农水产经济的开发”放在经济发展三大目标之首位(其他两个目标是扩大出口和发展重化学工业)。在此期间，韩国政府投资20亿美元，启动农村地区的综合开发。

　　1970年，韩国发起了“新村运动”，设计实施一系列开发项目，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带动农民自发的家乡建设活动。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的新村运动先在农村开展后，以振兴国家为动力，迅速波及工厂、学校及城市，向全国范围扩大。

　　1970年11月至1971年7月，韩国政府为全国所有农村每个村免费平均提供300袋水泥，并限制农户不得自行处理水泥，而要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地方政府为用好这些物质，设计了近20种建设项目，如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所，修筑河堤，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村级公路等。

　　村民们得到这些援助物质后，纷纷组织动员起来，共同出力合作完成村里的公共事业。

　　新村运动的第一年，村民反映比政府预期的还要好：全国35000个村庄中的16000多个村表现积极，成绩显著。政府还将35000个村划分成自立、自助、基础三级，政府援助只分给自立村和自助村。到1978年，基础村基本上消失，约有2/3的村升为自立村。

　　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吸引农民的参与——

　　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生活环境上，通过一系列实实在在的项目开发和建设工程，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改变了农村面貌，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称赞。

　　改善农村公路

　　新村运动初期，全国大部分农村都组织实施了修建桥梁、改善公路的工程。到70年代后期，全国实现了村村通车。不少农民无偿让出自己的土地，供村里修路。

　　改善住房条件

　　1971年，在全国250多万农户中，约有80%住在苫有稻草的茅草屋，但到1977年，全国所有农民都住进了换成瓦片或铁片房顶的房屋。改善屋顶工程逐渐转变成以建新房为开端、建设新农村的事业，政府也积极给予贷款，支援农民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

　　农村电气化

　　上世纪60年代末，在韩国农村只有20%农户有电灯。到1978年，全国98%的农户装上了电灯，90年代全国已实现电气化。

　　农民用上自来水

　　新村运动开始时，村民们自觉地把山上的水引到村里的蓄水池后用水管接到每家每户。80年代，普遍使用汲取地下水的井管挖掘机，农村环境卫生条件也明显得到改善。

　　推广高产水稻品种

　　新村运动初期，政府推广“统一系”水稻高产新品种，使韩国的水稻生产跨入划时代发展阶段。水土条件相近的10至30户农民，在掌握先进耕种技术的班组长的带领下，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直到收获。这种共同协作的“集团栽培”，提高了全国农民的水稻栽培水平。

　　增加农民收入

　　韩国农民收入的明显提高是从70年代开始的。1970年，农户年人均收入137美元，到1978年，农户年人均收入649美元。

　　韩国农民收入的急剧提高，得益于如下几个因素：(1)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2)政府为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给予财政补贴；(3)部分农户改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4)政府以新村运动的名义，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兴建村民会馆

　　从开展新村运动的第二年开始，各地农村纷纷兴建村民会馆。农民有了自己的会馆以后，不仅用来召开各种会议，还用来举办各种农业技术培训班和交流会。村民会馆还经常向村民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蓝图。在村民会馆组织的各种活动中，农民学会了与各级政府同心协力、共同改变农村落后面貌的实践能力。

　　政府从支持、推进变为规划、协调、服务——

　　新村运动的深化

　　上世纪90年代，韩国政府认为已经完成了运动初期需要政府支持、协调和推进的使命，于是便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来推动新村运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然而，农业本身的比较效益低，仍需政府的一些保护和扶持。

　　1994年6月，由当时的金泳三总统主持召开的“推动农渔村及农政改革会议”，研究制定有关促进农渔村发展的14项40条政策措施，力争在20世纪末，使农民年均收入超过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21世纪初实现现代化的农村。主要内容如下：

　　教育：优先照顾农村高中毕业生升学；优先在农渔村地区建立专科大学；完善农渔村小学的各项办学条件；对农渔村学校的教师给予优厚待遇；提高农渔村高中生减免学费比率。

　　医疗：由国家财政承担农渔村医疗保险的比率从现在的40%提高到50%-60%；定期对农渔民进行体检。

　　农渔民年金制度：自1995年下半年开始实行农渔民年金制度，最低等级金额的1/3由政府从农特税中支出。

　　减轻农渔民负担：免除畜牧业用物质生产增值税；对经营耕地少的农民及收看电视困难的农民免收费。

　　另外，在扩大非农收入、建设现代化的农渔村、扩建农渔村公路、鼓励经营农业、增加信用保证基金、搞活农用耕地交易、健全食品加工制度、建立竞争制度、建立健全农业支持机构等方面推出了诸多具体措施。

　　130多个国家到韩国取经——

　　新村运动未来发展方向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韩国的农业与农村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1993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已达到城市居民的95.5%。

　　新村运动在国家发展和社区经济开发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也出现了各种问题，如新村运动的理论研究落后于社会实践；因过分强调政府的统筹作用和依赖行政手段，助长了农民依赖政府号召和组织的思想；农村劳动力后继乏人日趋严重；对农业结构调整、发展特色农业、农业高新技术研究、发展效益农业、农业可持续发展都没有更为有效的对策等。在这一期间，韩国的新村运动也组织开展过一些有效的活动，如“一区一社一村一品运动”、“农产品直销”、“城乡姊妹联系”、“文明市民和家庭活动”，以及敬老、环保、交通安全等活动。

　　这些都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均衡发展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尽管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资金投入、科技教育、民间企业和农民的积极性有直接关系，但是农民通过新村运动树立的勤勉、自助、协同精神和意识仍鼓舞着韩国农民，积极向上和奋发进取的主人翁意识和勤劳致富的精神，值得学习和借鉴。

　　韩国开展新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得到联合国有关组织的关注和肯定，得到发展中国家的重视，先后有130多个国家派出12000多人参观、学习和取经。韩国在推进和实现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诸多社会问题与我国目前遇到的社会问题极为相似，韩国的新村运动对我国调整农村政策和产业结构，研究农村、农业与农民问题都会带来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资料：新村运动的几个阶段

　　韩国新村运动至今已开展30年，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

　　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

　　这一阶段的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如改善厨房、屋顶、厕所，修筑围墙、公路、公用洗衣场，改良作物、蔬果、畜禽品种等。自1970年冬季开始，政府无偿提供水泥、钢筋等物质，激发农民自主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勤勉、自助、协同精神。由中央内务部直接领导和组织实施，建立了全国性组织“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同时建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新村运动经过基础建设阶段，初步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居住条件，调动了广大农民立足家乡、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妇女也开始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扩散阶段(1974——1976年)

　　新村运动迅速向城镇扩大，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原来划分的自立村，根据村民的收入情况改划为福利村。新村建设的重点从改善农民居住生活条件发展为居住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修建村民会馆和自来水设施，以及生产公用设施，新建住房，发展多种经营。政府对新村指导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进行了新村教育；对卓有成就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动员理工科大学和科研院所的教师、科技人员轮流到农村巡回讲授和推广科技文化知识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业连年实现了丰收。

　　充实和提高阶段(1977——1980年)

　　这一期间，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步缩小，社区经济的开发日趋红火，政府推进新村运动的工作重点放在鼓励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特产农业，积极推动农村保险业的发展。同时，为推动乡村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为广大农村提供各种建材，支援农村的文化住宅和农工开发区建设。期间，因国内政局动荡，新村运动受到种种批评和责难。经过调整，新村运动从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转变为民间自发，更加注重活动内涵、发展规律和社会实效的群众活动。

　　转变为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1——1988年)

　　在这一阶段，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培训和信息、宣传工作改由民间组织承担。政府只是通过制定规划、协调、服务，以及提供一些财政、物质、技术和服务等支持，着重调整农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和文化环境，继续提高农民收入等。农村居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准。

　　自我发展阶段(1988年以后)

　　随着韩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繁荣气象从城市开始逐步向四周农村扩散，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特征。政府倡导全体公民自觉抵制各种社会不良现象，并致力于国民伦理道德建设、共同体意识教育和民主与法制教育。同时，积极推动城乡流通业的发展。

　　新村运动在转变为国民自我发展阶段以后，为在运动初期启动农村经济、文化活动而建立的政府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逐步弱化，而具有客观生存与发展规律，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机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并在不断优化其结构中生机昂然地传承着新村运动的精神和理念，发挥着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