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英

　　记者：中国政府官员最近已经在多个不同场合发出税制改革的信号，这次改革具体将产生哪些方面的影响？

　　李国雄：大家知道，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生产型的增值税，购买设备、固定资产的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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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即进项税)不能从销售的增 值税(即销项税)中抵扣，这就加重了生产商的税赋。目前，有超过90％的国家实行的是消费型增值税，他们购入的固定资 产的增值税能够从销售环节的增值税中扣除，这样子，国内商人的出口产品竞争力就受到很大影响。

　　这个方面的改革现在是非常必需的。因为，现在外国已经在认为中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太低，中国调整了出口退税政策 后，生产商的成本已经抬升，如果增值税还是不能抵扣，那么生产商的竞争力就要受到很大影响。

　　过去，用出口退税的办法对出口产品进行补贴，遭到很多批评，但是把增值税由生产型改为消费型，人家就不能批评 我们。这样子改革以后，生产商的国际竞争力就提高了，它更能抵受出口退税的影响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记者：说到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大家的议论特别多，很有代表性的一个看法是：近年中国税收的最大问题之一就 是对内资企业歧视。您对此如何评价？

　　李国雄：在一国之内，对不同投资者有不同的税收法规，这是完全没道理的。这个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历史因素，当 时是出于吸引外资的考虑。现在加入了WTO，WTO的一个大准则就是外资与内资企业应该一视同仁。现在两个税法大同小 异，这个"小异"引起了很多声音，内资企业认为不公平，外资企业也有看法，也认为不公平。

　　从税法来看，给外资企业的优惠比较多，比如外商投资企业只交一重税，在交了企业所得税后，它取得的利润可以直 接分配给外国股东，外国股东就不需要再交税，内资企业交一重税后，它的股东取得的利润，还要再交个人所得税，交了两重 税；外资企业取得利润，如果不分配，再投资还可以退税，这在内资企业是没有的。这些都是税法里明白可以看到的给外资企 业的优惠。

　　但是，外资企业也抱怨不公平，因为内资企业在税务处理上可享受"个案处理"的待遇。比如内资集团公司可以综合 申报所得税，但是外资就从未享受这个待遇。一家外国集团，在不同地方投资了3个不同公司，税务申报是个别申报，假设一 家赚钱，两家亏损，那么赚钱的那家照样要纳税，就不能像中资集团那样以亏抵盈。税法里头没有规定中资集团可以合并申报 ，但是他们可以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申请个案处理。

　　如果内外资企业适用同样的税法，那这方面的声音就会少了很多，投资环境就更透明。

　　记者：这一轮税改与1994年税改有些什么不同？您对中国的税制改革有什么建议？

　　李国雄：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中国的总体税收模式发生很大改变，那次改革一下子出台很多税法，很多税法都是 从无到有，比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等，但是税法比较粗。现在是第二轮改革，是在吸收10年税法运作中出现的不 同问题上的一次改革，是现有基础上的合理化，这是个很大改变。

　　改革的方向非常健康，但是这一轮改革更重要的是加强透明度。

　　1994年的改革，讲大的原则，法规写得很笼统，应用起来就没有方向。不同地方不同税务官员对税法的理解和解 释就有差距。这一轮的改革，应该对法规进行细化，应该有很详细的法律规定，增加透明度。不论是外国投资者还是中国投资 者，都不希望出现依赖税务官员自己的理解和解释来决定一个事情。

　　记者：这方面，发达国家税制有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吗？

　　李国雄：国际上有三个典型的做法都值得中国借鉴。

　　美国，单单是一部所得税法就有厚厚的三大本，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都有非常详细的界定，而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法 ，只有薄薄的十几二十页。

　　英国，与中国一样，税法也只讲总的原则，但是英国在税法之外，加上了大量案例。所有的案例公开出版，成为税法 实施过程的依据。英国的案例可以放满一整个墙面。

　　澳大利亚，也有比较详细的税法，但是税法之外，各个税务局还有一个LetterofRulings(规则函) 的东西，在这个LetterofRulings上，税务局给出他们的立场，他们处理具体税收事务的意见。这个东西是没 有法律效力的，但是增加了税法实施的透明度。如果一个官员没有这么做，那么纳税人可以拿着这个LetterofRulings 来问他，你们的LetterofRulings是这么说的，你们为什么没这么做。

　　中国的税收制度不管怎么改，我认为加强透明度都是最重要的。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一个看重政策的稳定性，另一 个就是看重政策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