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志国

　　广州大学460名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与建设银行广州市越秀支行签署了获得总额达860万元的国家助学贷款协议 。此前，银行严格对每位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进行了面试。

　　在总体上助学贷款还贷率不佳的情况下，广州大学为何能获得自2001年以来总额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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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助学贷款？这点特别令笔 者感兴趣。从大方面讲，当然是坏账率低、信用好的缘故，这与广州大学工作做得细而扎实有关系。

　　国家助学贷款的发放欲说还休。一方面，国家助学贷款对高校特困生完成学业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 面，学生完成学业后，借贷不还并不是个别现象。这成了一些商业银行“说不出的痛”。一些学校要学生写信用宣誓书，还有 要求家庭写担保书的之类，一个个实质暗地抬高助学贷款门槛之举，无不在诉说银行“爱你在心款难贷”。

　　助学贷款资格的审查，相当多地掌握在学校手里，但是，学校并没有与银行直接的利益责任关系。助学贷款如果收回 率高，也只是对他们下次做贷款有利；收不回来，学校并不会因为审查不慎而受连带的法律责任。学校与银行的利益并不是“ 一条线上的蚂蚱”。其“责、权、利”并不是统一的。如果还贷率比较低，经济利益“苦果”只有银行“独吞”。

　　银行面试助学贷款学生，我们看到的是，银行在不自觉地企图与受贷对象建立更直接的“责、权、利”关系。面试直 接缩短了银行与助学贷款受体的距离，有利于银行对受贷学生资信的直接审查和控制。从小处讲，可增加银行对所发放助学款 的监控力度，有利于减少坏账；从大处讲，有利于银行的助学贷款这一品种以后更好地进行运作。而后者，对各方面来说都是 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