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台湾光复以后，国民党政府代表中国接收台湾，然而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本质未变，在政治上贪污腐化横行，压迫和歧视台湾民众，经济上严厉管制台湾经济，侵害台湾民众利益，文化上忽视差异性，漠视了隔阂的客观现实，导致台湾民不聊生，怨声载道。1947年2月，以台北市缉烟血案为导火索，台湾民众爆发了“二二八起义”，又称为“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岛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是台湾民众反对专制反对压迫的自发性、群众性人民民主自治运动，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未全中国范围内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在台湾地区的表现，“二二八起义”有力地配合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二二八起义”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给台湾民众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伤痛。随着历史的发展，台独势力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别有用心地把阶级矛盾导向省籍矛盾，把台湾民众反抗专制要求民主扭曲成“反抗外来政权对本省人的压迫”，甚至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台湾人要求“台独”的开端，从中发掘“台独”的政治动力。这是完全违背历史的客观事实的。
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初期确有个别人提出“打阿山”的口号，但是这些带有省籍意识的口号和事件遭到广大台湾民众的抵制。许多台湾民众主动出来保护外省人，起义的主要领导机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所发布的文告呼吁本省人与外省人共同推进台湾的政治改革，在《告全国同胞书》中明确提出：“我们的目标是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斥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它所提出的“三十二条处理大纲”也没有任何“台独”主张和诉求。另一方面，台湾民众的民主斗争从一开始就得到广大大陆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后的3月8日，通过延安广播对台湾同胞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并且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在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两岸人民地站在同一条战线的。当时国民党当局镇压“二二八事件”的借口是“企图颠覆政府，夺取政权，背叛国家”。如果把“二二八事件”说成是省籍之间的冲突，甚至说成是台湾与中国之间的冲突，那岂不是要来证明当时国民党当局镇压的借口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台独”论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同流合污，是对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岛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李登辉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大规模地推动政治本土化。为了抚平“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民众的伤痛记忆，台湾当局成立了“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组，公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建立二二八纪念碑，二二八公园，二二八纪念馆等等，并且通过了“二二八事件”处理补偿条例，对二二八受难家属进行了补偿。但是岛内分裂主义势力并不以此为满足，不断地利用“二二八事件”挑起“省籍冲突”，鼓吹“台湾人的悲哀”，把国民党政权说成是“外来政权”，把外省籍政治人物打成“新卖台集团”，将国亲两党贴上“联共卖台”的标签，甚至直接排斥外省人参选，说马英九是“用香港脚走香港路”，要在“立法院”推动“台生条款”。这些行为和事实都说明，李登辉和陈水扁之流根本就无意抚平台湾的省籍和族群矛盾，而是千方百计利用省籍和族群矛盾来谋取政治利益。台湾社会的民主化和多元化，并没有使台湾政治变得更加宽容，相反，在一次次的政党恶斗中，台湾社会被一次次地撕裂和分化，省籍和族群矛盾显得更加激烈和表面化了。
今年的“二二八”纪念活动恰逢台湾选举来临，岛内泛绿阵营把“二二八”纪念当成政治动员和政治造势的场所，要仿效波罗的海三国在“独立公投”之前的大规模手牵手活动，举办百万人“手护台湾”活动。单纯的“二二八事件”纪念活动被强行塞进“台独分裂”的政治意涵，已经演变成“台独”势力借机鼓噪“去中国化”、反对大陆、反对外省人的政治活动。吕秀莲就曾经公然鼓吹：“二二八事件就是爱错对象的反讽，现在不要错把敌国当祖国，历史错误悲剧不要再重演，台湾人的祖国在台湾，不管来台的先后，这块土地生我们、育我们，我们应该共同说我们祖国的名字叫台湾”。台湾所谓的“国史馆馆长”张炎宪也曾经宣扬这样的谬论：“二二八事件带给台湾人民的最重要启发就是‘抗争的精神’。……这样的抗争精神，不仅是过去台湾内部抗争独裁统治的力量，更是长期以来台湾人民反抗中共压迫的意志”。“二二八事件”遭到国民党政权的残酷镇压，给台湾民众的内心留下了深刻的伤痛。“台独”势力却利用这种伤痛的历史，宣扬分裂主义的思想观念，加剧两岸的政治对立，无疑是给台湾民众的历史伤痕上撒了一把盐。
不可否认，现在统独力量在争夺对于“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解释权。岛内外的“台独”势力出于分裂主义的政治目的，有意识地曲解“二二八事件”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义，把“二二八事件”当作选举和权力斗争的政治工具，利用“二二八事件”的悲情，把阶级矛盾导向省籍矛盾，从中发掘“台独”的政治动力。这是违背参与“二二八起义”的广大台湾同胞的初衷的。对于台湾“二二八”事件的解读，应该本着客观、实事求是的态度，应当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以现在的政治眼光来曲解历史，把历史当作谋取现实政治利益的工具。这也是对“二二八”死难的广大同胞最基本的尊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