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李钧德、沈、葛如江/河南、安徽报道

　　“要好好总结过去的好政策为什么得不到落实，避免‘一号文件’又成‘如意算盘’”

　　2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在河南汝南县城西关汽车站，一辆发往温州的班车正在招徕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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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准备外出的农民，三五成群地围在一起等车。

　　“你们是一个村的吧，去温州准备干啥？”《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俺是(汝南)三桥辛庄的，去浙江德清县干建筑。”一个坐在行李袋上的小伙子说。

　　“出去一年，肯定能挣不少钱吧？”记者又问。“钱也挣不了多少，能发财的人，谁还出这个苦力？但出门打工，不管挣钱多少，起码家里可以省下个口粮，如果碰到好心的老板，还能给孩子挣几个学费。”一个抽着烟的中年人回答。

　　“既然出去挣钱也不多，为啥不在家好好种地呢？中央最近又出台了一号文件，不但降低了农业税，还准备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在家种地难道不比在外打工强？人生地不熟的。”“税费比过去少了，这是事实，但咱们这里耕地太少，化肥种子又一个劲地涨价，种地还是不划算。”领头的刘百顺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刘百顺说，因为去年秋季受灾，今年他们村出去打工的人比往年还多。除了个别身体有病的，村里“能跑能跳”的人都出去了，只剩些老人和孩子。“反正现在种地、浇地都是靠机器，等割麦时再回来就是了。”

　　正说话时，一个同伴匆忙跑过来告诉大家:已经和车主讲好价了，票价可以优惠，每人150元，保证有位。刘百顺等人赶紧起身，拎着行李就往待发的“豫Q48666”号豪华卧铺客车跑去，开始了他们又一年的打工生活。

　　外出的脚步没有停下来

　　汝南县交通局运管所所长、春运办公室主任鲁永华向《瞭望东方周刊》证实了当地外出打工农民增多的情况。据鲁永华介绍，今年春节后，从汝南县城各汽车站乘车外出的农民，比节前回来的要多三四万人。为了让他们能够顺利出行，交通部门已增开往广东、浙江、西安方向的加班车、长途包车500多个班次。

　　刘百顺所在的村庄——汝南县三桥乡辛庄村村民组组长刘淮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他们这个自然村70户人家，20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女劳力不到100人，到外地打工的有30多人，在县城附近给人建房子打短工的20多人。再过一段时间，妇女们也都要去信阳采茶叶。“到那时，村里能走的都走了。如果谁家有个病人，想找个能拉动架子车的人都不容易。”刘淮说。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姜晓文说，外出打工最多的是雷屯村民组。去年农历11月份，雷屯村民组徐民的母亲去世，把全组在家的男劳力都算上了，硬是找不够能抬棺材的16个人。最后，把外村来吊孝的老人的女婿也都用上抬棺材，才让老人平安入了土。村里连个能当村民组长的人都找不到，现在他们的村民组长还是村干部兼任的。

　　今年43岁的孔字典，号称是雷屯村民组没有外出打工的最年轻的村民。他是因为家里养了几头猪，才没有出去打工。孔字典说，他们村民组总共78户350口人，两口子一块出去打工、家里已经锁门的就有25户，占农户总数的将近三分之一。今年春节都没有回家过的有8户。没有外出的几个年轻人，要么是家里老人有病离不开，要么是有点手艺，在家里搞副业。啥事不干光种地的，一个也没有。

　　问起打工的原因，村民们众口一词：人均耕地太少，种地不赚钱。正月初六才从广州打工回来、过几天还要再去的孔小拴给记者算账说，他们这里人均1亩耕地，按小麦每亩800斤、玉米1000斤的高产量计算，一年的收入不到1000元钱。除掉化肥、种子、农药和机器收打种的费用，再除掉一亩60元的农业税，净赚不超过200元。“别说再减十块钱农业税，就是农业税一分不缴，单靠人均那一亩责任田，就是种金子也发不了家。”

　　“多给”没有，“放活”不易

　　“多给”、“少取”、“放活”六个字，是中央当前指导农村工作的指导方针。但对农业大县来说，要做到这六个字，十分不易。

　　汝南县县长崔流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说，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个非常好的文件，把所有能给农民的、有利于农民增收的政策，都给足了。但崔流认为，凡是农业大县，大多是财政穷县。要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只有中央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才能把一号文件真正落到实处。

　　据介绍，汝南县有114万亩耕地，去年财政收入为9811万元，其中农业税收入5700万元。今年如果农业税税率再降一个百分点，县财政又将减收1000万元。“在干部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放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农业投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崔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县财政都是在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过日子。除了向上级争取项目时匹配点资金，这几年来，县里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大宗投入几乎没有，税费改革后，义务工、劳动积累工又被取消。对拿钱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县里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县财政如此，乡财政如何呢？三桥乡乡长李里仁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去年该乡农业税收534万元，地方工商税收36万元，除掉被县财政扣去、统一发放的教师工资，乡里只剩下90万元。全乡七站八所加一块，有183人，把自收自支的一块再去掉，每年还需工资107万元，赤字17万元。“出力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干，出钱的事情，乡里实在是干不起。”说起对农业的投入，李里仁无奈地说。

　　三里店乡乡党委书记安永生的日子更难过。去年农历腊月二十二，安永生到三里店乡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借20万元给乡干部发工资。“如果让说实话，乡财政对农业生产的投入，仅限于上级要求预防禽流感时给村民买点消毒用的白石灰，上面让植树造林时垫钱买几百棵树苗。直接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位中国最基层的官员这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安永生认为，国家要粮食，农民要增收，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要想稳定粮食生产，光靠一家几十块钱的补贴，根本吸引不了农民。要想增加农民收入，少取只是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要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工业化、城镇化的投入，减少农民，才能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比，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

　　工业发展滞后，人员无处分流，势必造成县乡机构臃肿，反过来又增加了“放活”的难度。据《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在小小一个三里店乡，土地所20多人，民政所20多人，计生所人员更多。为了能够给这些人员发工资，自然要想方设法掏农民的口袋。

　　用汝南县县长崔流的话说，现在企业一开门，工厂一冒烟，都有人拿着这条例那条例去罚款，去收费。而这些有收费权、罚款权的部门，又大多是上级垂直管理的部门，不要说企业，就是县政府也无奈其何。

　　三桥乡辛庄村一位叫刘敬全的村民说，乡镇工商所、税务所的面包车没事就在各村转悠，他们连卖针头线脑的也不放过。有一次工商所看到一个挑担卖豆腐的，开车撵了人家几道街，硬是收了人家30元的市场管理费。其实人家也就是走村串巷卖豆腐，根本就没去过乡里的市场。

　　魏庄村村民王立春，在村口公路边开个烟酒店。除了营业执照外，光烟草、盐业等各种经营许可证就办了七八个。最让人眼花缭乱的，还是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有一次卫生局来收啥卫生费，张口就要350元，王立春赶紧每人给他们一盒白沙烟，马上就降到了280元。他们有时给开票，更多的时候不开票。他们不想开票时，只要你一说开票，罚款马上翻番。“现在我都成条件反射了，只要一看见有戴大沿帽的从面包车上下来，就知道又要破财了。”王立春气愤地说。

　　“中间环节”决定政策效果

　　安徽凤阳县黄湾乡种粮大户陈兴汉，曾被温家宝总理称为“中国农村政策的宣传点”。这位上世纪80年代靠种粮致富的“典型”如今已年逾古稀，回忆当年，不觉有些失落：“当年我是这里的首富，第一个盖上楼房的农民。现在不行了。”

　　这位关注政策的老典型在“一号文件”下发时即浏览了数遍，壮心不已的他在去年将自己的耕地扩大到1500亩，现在谋划着恢复当年的辉煌。“今年，我预备再种些优质品种，发展大米深加工，估摸着最后毛收入会超过100万元。”

　　然而临近春耕，陈兴汉遇到了沉重打击。这被他归结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一号文件”中的第19条“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明确县域内各金融机构为‘三农’服务的义务”，尽管已提了多时，还是没有让陈兴汉尝到甜头。

　　“去年自然灾害一连串。夏季，小麦赤霉病减产一半;秋季,淮河发大水，1500多亩地全部被淹。去年向农信社借的5万元到期没法还。”

　　正是由于这5万元，农信社不再给陈兴汉提供新的贷款。《瞭望东方周刊》了解到，按照每亩耕地准备春耕需400元计算，加上恢复水毁的一些设施，陈兴汉这次至少得贷款8万元。

　　为了获得这笔贷款，陈兴汉从年初就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天天往县城跑，跑了4趟县信用联社，找县领导为其写条子，“都没用，我恨不得给信用社跪下。”无计可施的他甚至找曾到过他家的安徽省委副书记王照耀，不过被门卫拦在了门外。

　　不得已，陈兴汉把一些暂时用不到的农用机械贱卖给了韩乡村的一个农户，1.8万元的东西只卖了5000元，但缺口还是很大。为了不误农时，陈兴汉谋划着通过借高利贷来筹集这8万元。据了解，高利贷的利息为2分，而小额贷款的利息仅6厘。

　　即使不欠款，农民也很难拿到超过“小额信贷”5000元以上的贷款。每年到农村信用社贷款都像“年关”一样让陈兴汉难过。陈兴汉脱口而出:“进了信用社就得看脸色，贷5000元还好办，一方面油水少，另一方面，国家有硬性规定。”可是对这些种粮大户而言，5000元杯水车薪。这时政策空间的掌握就到了信贷员手中。

　　“只要超过5000元，你就得‘摆桌子’、拉关系。回扣行情是借10万元留下5000元到6000元。”“下面的小腐败国家也得管管，否则会严重打击我们的种粮积极性。”

　　“包括‘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在内，这次的‘一号文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提法，外界对其反应‘含金量’高，内容扎实恰好说明了这一点。”安徽省政府参政、农村税费改革的设计者之一何开荫提醒，“因此，要好好总结过去的这些政策为什么得不到落实，避免‘一号文件’又成‘如意算盘’。”

　　何开荫说，“一号文件”的含金量再高，也不是直接落实到农民的头上，还是要通过一层又一层的政府部门再配置落实到农民头上。税费改革后基层政权普遍存在资金饥渴症，任何利益的调整或资金的下拨都可能让这些权力的削弱者再次找到权力寻租的机会。同时，在现有的体制下，“含金量”高有时也会强化部门利益，如何防止部门摄取农民利益，也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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