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帆
任何一项社会政策从根本上讲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重要的是，赢家和输家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因此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量地弥补输家的损失，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更强
如果由发达国家倡导，制定全球统一的劳动力标准，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国积极推进《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劳动保障措施，可以防止我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拖入所谓的国际惯例之中
从今年3月1日起，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就要开始实施。《企业最低工资规定》最早在1993年就已经出台，近年来，上海、山东、成都、北京等地都单独发布了非全日制就业群体的最低工资标准。新的《最低工资规定》一方面强调了要在全国范围内制定并执行最低工资标准，另外也体现出了灵活性，如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可以因地而异，最低工资标准至少每两年调整一次。最低工资标准还分为月最低工资标准和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两种形式，以适应不同的就业人群。
回顾政府最近的一系列旨在帮助弱势群体、关心民生的政策，新的《最低工资规定》同样在显示一个信号，即政府正在努力树立亲民的形象。改革初期，几乎各个社会阶层都随着市场经济活力的释放而从中得到收益。但是，从199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意识到，“无人受损人人受益”的帕累托式改革只是特例，不是常态。任何一项社会政策从根本上讲都会带来赢家和输家，重要的是，赢家和输家生活在一个社会共同体内，因此政府的职责应该是尽量地弥补输家的损失，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凝聚力更强，而这才是政府合法性的真正来源。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参与全球化的实质是通过国际贸易完成劳动力的重新配置。换言之，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无法源源不断地移民出去，就需要国外的企业挟其资本和原材料到中国投资建厂，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组装生产，重新出口。中国的劳动力大军参与到全球化之后对于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经济近几年进入了经济衰退和“无就业的复苏”，失业率居高不下，这也是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一个背景。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预料，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将越来越凸显，有关劳动力标准的问题会慢慢浮出水面。如果由发达国家倡导，制定全球统一的劳动力标准，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现在，中国积极推进国内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其他劳动保障措施，实际上起到了未雨绸缪的作用，可以防止我们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拖入所谓的国际惯例之中。
有意思的是，尽管最低工资法普遍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青睐，但是在经济学界，最低工资法的失败几乎成为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很多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法提出了批评，其中以斯蒂格勒1946年发表的《最低工资立法经济学》最为引人注目。他得出的结论是：为减轻贫困而制定的这种政策，不仅对减轻贫困起不了作用，而且还扭曲了资源配置。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相信，最低工资法是政府人为干预劳动市场的一种方式，如果人为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工资，就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果是失业人数反而增加。
除此之外，经济学家列出的最低工资法的种种罪过还包括：许多事实上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如学徒工、临时工、兼职工人、家庭仆人等未被包括在最低工资法内；企业是否真正执行最低工资法也是个实践中的难题；最低工资法可能带来熟练劳动力替代非熟练劳动力；可能鼓励资本替代劳动(企业会更有积极性采用节省劳动的新技术，比如用洗碗机替代洗碗工)；可能导致就业中的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可能使非熟练劳动力处于更艰难的就业状况。从根本上讲，最低工资法被视为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方式，这种干预将妨碍市场机制的自发运转。
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经济学家认为他们能够把这件事情说得很清楚，但是为什么最低工资法却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流行呢？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政策的背后总会有利益的身影。比如，从各国的经验来看，工会一定是最低工资法的支持者。一般来说，工会很难把所有的工人都发展为成员，因为这里面有奥尔森所说的“集体行动的困难”。但是，最低工资法却可以帮助工会克服这一困难，所以这有助于提高工会成员对于普通工人的吸引力。事实上，劳动者被划分为工会成员和非工会成员之后，我们就能够看到，工会成员借助于最低工资法的保护，能够有效地阻止非工会成员的竞争。但这常常是熟练工人对非熟练工人的排挤、本地工人对外地工人的排挤、在职工人对失业工人的排挤。有趣的是，工商界也往往对最低工资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希望借助最低工资法阻止那些雇佣更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对手将它们挤垮，而且，有了最低工资法，企业可以用很冠冕堂皇的理由，比如“社会责任”、“企业伦理”来得到公众的掌声，岂不是一举两得？如此等等。经济学家发现，提高最低工资法之后，社会福利的支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会有提高。这说明，最低工资法并没有起到激励更多工人就业的初衷。
善良的愿望并不一定会达到其预期的效果，这是经济学对最低工资法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但是，尽管经济学家对于细小的事物观察得非常仔细，他们往往不能理解更宏大的变化。对于新出台的《最低工资规定》，我们一方面要提醒政府部门，如果想要切实使得这项法律惠及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弱势的人们，还有很多值得关注和推敲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也想提醒一些经济学家，这项法律，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关于弱势群体的法律，都在起着一种社会动员的作用。社会对弱势群体会寄予更多的关心，劳动者会有更强的维权意识。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包括最低工资法在内的一系列法律，在执行的过程中都会比过去更加重视效率和公开性。即使最低工资法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它未始不会和其他信号一起，预告“进步时代”的到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当所有人的利益和情感都被充分调动起来之后，舞台上就会响起洪亮的合唱。在这个时候，经济学家如果仍然在台下尖叫，他们清脆的叫声就会显得格外地不和谐。我们需要做的是，坐在位子里专注地观看剧情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