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陈勇

　　1945年，诸暨应店街摘基坞村一个13岁的农民的孩子，给游击队送饭、送情报，被国民党兵打坏了肾。58年来，他一个人种田、烧石灰，养活全家七口。他叫丁扬灿，71岁，住在摘基坞村最偏僻的一个叫“台湾”的地方。一座孤零零的两层裸坯楼房背靠大山，边上是一大片荒芜的茶园。老人蓝衣蓝裤，花白头发，脸颊深陷，弓背，见到记者时，羞涩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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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

　　我也不知道是送饭给共产党

　　13岁那年的故事已渐渐淡去，也许将会成为他一个人带进坟墓的秘密。58年来，丁扬灿很少与人提及此事，仅仅有两次，他也曾热烈地想过，他应该从那个与他生死相关的故事中得到些什么。但很快，一切都归于平静。“这件事我已经不想了。1983年，民政局的人跟我讲，我不符合条件。”

　　他一下子就找到了系在时间另一端上的那个故事。

　　丁扬灿回忆道，1945年，新四军金萧支队（当时在金华、萧山一带活动的游击队）有一个小分队在村附近的摘基山、白门山上打游击。带队的武工队队长丁庆良和中队长应魁标是本村人，跟他爸爸从小要好，每次到村里，就在他家藏身。“饭是我爸爸叫我送的，我也不知道送的是共产党，爸爸叫我送，我就送了，送了一年多。我人小，不容易暴露。当时村里有一个40多人的保安队，天暗下来时，游击队才会下山。如果要我送饭，就敲三下毛竹筒当暗号。每隔两三天我就要送一次。

　　“饭钱？都是我妈妈在上海做娘姨的工钱。”

　　70岁的村民丁昌桥说，丁扬灿从小就很善良，“有一回我饿了两天，碰到他正准备喝粥。我知道他家也穷，就没吱声，只是眼巴巴地看。扬灿见此，就分了一半粥给我。我舍不得喝，想带回家去，因为家里人没饭吃都倒在床上。扬灿知道后，就把另一半粥也给了我。这以后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

　　我想这回活不成了但我死都不讲

　　1945年6月15日，保长隐约听到了游击队来村里活动的风声，就找到丁扬灿，问丁庆良最近来过没？丁扬灿说不晓得。

　　第二天早上8点多，丁庆良带人外出。丁扬灿刚把他留下来的两枝长枪、200发子弹藏到坟洞里，村里就来了100多个国民党兵，在村四周架上了机关枪。过了会儿，10多个国民党兵冲进丁家。

　　一个国民党排长在地上发现了一根红杆子的洋火棒。这种洋火当时只有在上海才能买到，村里人不会用，是丁庆良点烟后扔下的。丁扬灿一时大意，忘了收拾。

　　“这根洋火哪里来的？”国民党排长问。“是我妈妈在上海做娘姨带回来的。”扬灿答道。

　　“他不相信，让兵把我绑在一棵梨树上，上手就打了我30多个巴掌，边打边问有没有来过陌生人。最后就往我腰上猛一顿枪托。我昏了过去。他们打我，从早上9点多，一直到下午3点多。”

　　“当时我想，这回肯定活不成了。但我死都不讲，因为爸爸和庆良再三跟我讲过，万万不能告诉外人，连妈妈都不能讲，万一讲了，全家肯定要被杀光。我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才下地，以后腰每到阴天就疼。40岁不到，头发就全白了。孩子也只生出一个。”丁扬灿低头看着地，幽幽地说。傍晚6点左右，回到村里的丁庆良把丁扬灿从梨树上放了下来。“你是小英雄，可以参加组织了。”丁庆良说。

　　几天后，当时中共路西县县长杨光看望了丁扬灿。

　　养好了伤，丁扬灿当上了金萧支队的通信员，每隔几天，就跑上二三十里山路送信。送信时，他扮成上山砍柴的，把信藏在贴身口袋里。游击队告诉他，如果遇到搜查，就把信吃下去。“当时这里有一条铁路，游击队在铁路靠我们村这一头活动时，都是我送的信。”

　　如此，丁扬灿送信一年多，直到金萧支队不在这里活动。

　　他们没找我我也不好意思去提

　　“解放头几年，庆良、魁标在萧山做官没回来，这件事我说出来也没人相信。村里地主、富农、反革命又很多，我怕讲出来后被他们暗杀。反革命杀掉后，他们的子女也会报复，就一直没讲。再过了几年，我想既然他们没来找我，虽然我心里想，但也不好意思去提。”

　　丁扬灿18岁时（1951年），家里分了3亩地。这时他爷爷、奶奶还在，爸爸肺不好，开始吐血，跟他们住在一起的小姑又有羊癫疯，二弟才7岁，小弟刚出生，丁扬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他“每天干活十二三个小时都没数”，干活挣来的钱，都交给爸爸。

　　“大跃进吃公社食堂，那时我最怕生病。生病了，全家人就要饿肚子。那时又没有自留地，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年算下来总有20多天光吃野菜，吃得肠子塞牢，大便都拉不出，要用小棍子去抠。这段时间，我又想去提这件事。当时庆良已经回来了，在大队当干部。“但庆良跟我说：‘扬灿弟弟，你就算了吧，你看我的功劳总比你大吧，还不是跟你一样种田。’”

　　大跃进后，丁扬灿在荒山上整了两三亩自留地，种上麦子、地瓜。他白天去社里干活，有月亮的夜里，就去自留地，经常干到天亮。打麦时，他一个人弯腰到地，拖着100多斤重的“稻桶”（打麦用）去离家1里路的地里。

　　“今后家里就靠你了，弟弟的书你一定要让他们读。”1965年正月廿三，丁扬灿的爸爸临死时对他说。

　　“一定的，一定的。”丁扬灿当时说。

　　一个干部问我：“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组织？”

　　直到1968年，36岁的丁扬灿，才和外村的寡妇俞满罗结了婚。“我刚嫁进来时跟他睡的屋子，一头是灶台，灶台边上就一张床，再用一块布隔起来。外间用来养猪，放锄头，再就是一张桌子。”俞满罗在老屋里比划着说。“为了供我和二哥读书，我大哥没读过书。他又是哥，又是爸爸。”比丁扬灿小18岁的弟弟丁宝灿流着泪讲。

　　直到两个弟弟成人后，丁扬灿才松了口气。

　　1983年，丁扬灿的家人看到许多老干部都落实了政策。“就算你没功劳，苦劳总是有的。”在家人劝说下，丁扬灿口述了一份材料，整理后请当时还健在的应魁标和另一个金萧支队成员签字画押，送到了诸暨县民政局。丁扬灿说，一个年轻干部看了他的材料后，问了他一句：“你到底有没有参加过组织？”

　　仅这一句话，丁扬灿便无语了，深感委屈。他以后再没去过县里。“再说我也出不起车钱。我老婆也说讲讲没用的，这点时间不如去多干点活。”

　　丁扬灿的二弟丁国灿说：“我是今年春节回家时，才第一次听我大哥详细讲了这件事。我读过书，看过很多电影，《小兵张嘎》《红孩子》《英雄儿女》都看过。我一听，我大哥不就是一个刘胡兰式的英雄吗！所以就给快报打了电话。”

　　“我现在很少想这个事，事情毕竟过去了那么多年，就算了。”这时，许久不吭声的丁扬灿，接着二弟的话说了一句。

　　他更平静了。那个58年前的故事正在他的心里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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