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9点整，上海市农业委员会副主任施兴忠从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内大街410号的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拿到了农委牵头筹建“上海安信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正式批文，也就是中国第一家专业农业保险公司的“准生证”。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在2月11日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曾透露，目前，已向保监会递交筹建申请的新保险公司有20多家，涉及资金400多亿元。无疑，“上海安信”成为它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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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运儿”，从申请到获批，前后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位业界人士说，这足以表明保监会推动保险业为“三农”服务的力度以及政府、产业界等各方面参与者大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制度的决心。

　　新一轮的农业保险经营机制改革已经撬动，中国农业保险能否崛起，9亿农民能否最终走出“靠天吃饭”的命运？

　　农业险绝处逢生

　　中国农业保险自1982年开始恢复，当时各地根据实际开办了不少险种，在高峰期的1993年，农业险保费收入8.3亿元，而赔付率高达116%，完全是亏损经营。1996年实行商业化经营后，农业险因为没有利润而逐年收缩、淡出。现在只有中国人保和中华联合财产保险两家维持开办，但可以说是处在“两难困境”——如果按市场化的规则厘定保险费率，农民根本保不起；若按农民能接受的价钱卖保险，保险公司则赔不起。

　　前些天在成都召开的全国财产保险工作会上，保监会副主席冯晓增说，一些地方、部门还认识不到保险是避险工具，反而将其与乱摊派、乱收费和加重农民负担相提并论，加大了开展农业保险的难度。

　　据保监会发展改革部副主任袁力介绍，目前，农业险占保费总收入的比重很低，不足1%，远不能发挥对农业生产的经济补偿作用，一遇上旱涝、瘟疫、台风等，受灾农民几乎倾家荡产。“欧洲国家保险业支付的赔款占灾害损失的比例是20%，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1%，财政救助是弥补经济损失的主要方式。”

　　欣慰的是，过去几十年农业保险的实践，在部分地区开了花，结了果。上海市农业保险自1991年实行由地方政府组织推动、保险公司进行代理、结余留地方形成农业保险风险基金的经营模式以来，取得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至2002年底共理赔农业灾害损失金额2.57亿元，积累农业保险风险资金1.75亿元。

　　去年，上海还明确将农业险补贴列入公共财政体系，市、区（县）两级财政每年补贴达1000万元，约占上海农业险总保费的25%。这样在全国农业保险普遍萎缩的情况下，上海的农业保险却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全市水稻、奶牛、生猪等主要险种的投保面在60%-85%之间，果林花卉、出口蔬菜、珍稀养殖等新险种也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被不断开发出来。其中最为难得的是，上海农民已经培养起了较好的保险避险意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指出，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可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有条件的地方可对参加种养业保险的农户给予一定的保费补贴。“‘一号文件’的出台，客观上肯定了上海在农业保险方面的探索。其它像黑龙江、安徽等地农业险经营的基础也较好，当地政府积极性也很高。”袁力说。

　　民办公助：农业险解决“进出口”

　　与传统经营农业险的保险公司不同，筹建中的安信农业保险公司将在上海市已有农业险业务的基础上，走“政府财政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新模式，它所经营的农业险，是一种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大农业险”的概念。

　　具体地说，就是公司开办传统的种养业保险享受相关政策支持，市、区（县）两级财政对投保符合上海农业产业发展导向的种养业保险的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公司经营涉农财产、责任保险，农村居民短期人身意外伤害险和健康险等其它业务则按商业化运作，通过这些险种的收益来弥补种养业保险的亏损，实行“以险养险”；在遇到特大灾害，公司通过巨灾再保险仍无法承担保险责任时，政府通过特殊救灾政策给予支持。

　　上海市农委副主任施兴忠介绍了这家公司的效益和风险评估情况，他说，明年底公司保费收入可超过1亿元，到2007年达到1.5亿元，比2002年翻一倍多；公司注册资本为2亿多元，根据中国对经营财产险最低偿付能力监管的要求，最高自留保费可达8亿元，按上述保费规模测算，公司的经营风险状况是安全的。

　　保监会财产保险监管部副主任郭左践对此表示，发展农业保险要解决的实质问题就是“进口”和“出口”，也就是保险公司要收得到保费，付得起赔款。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财力对投保农户实行一定比例的保费补贴，让农民买得起保险，“进口”问题解决了；采取以险养险、巨灾分保、再保险基金等办法，偿付能力有保证了，保险公司才能持续经营。

　　他说，由于农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以及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其生产过程面临的风险具有特殊性，各国农业保险尤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粮食作物、家畜等种养业保险，大多是在政府财政补贴或减免税扶持下开展的，是一种政策性业务。如美、加等国的政府主导模式，日本等国政府支持下的相互会社模式，德、法等国的民办公助模式，菲律宾、印度等国的政府选择性扶持模式。“纵观世界农业保险发展的历程，完全实行商业化经营已证明是不成功的。从中国国情看，农业保险要走的是类似‘民办公助’的模式。”

　　应对重大灾情 建立农业保障长效机制

　　作为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试点，上海的经营模式能不能直接搬到安徽、湖北、四川或其它地方用呢？

　　去年，保监会就会同发展改革委、农业部、财政部、税务总局以及保险界专家开展全国农业保险的专题调研，论证农业保险总体框架和制度规划。郭左践是其中的牵头人之一。他说，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农业风险地区差异性较大，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应以地方政府为依托，因地制宜地选择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设计出适合当地需求的险种。

　　可以说，农业的自然属性和中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农业保险没有“一劳永逸”的模式，现阶段，发展农业保险必须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的道路。

　　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曾在很多场合强调保险业要为“三农”服务，在市场准入上，继续引进像法国安盟等在农业保险方面有专长的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并适当批设一批中资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市场注入新的活力。他说，要积极与地方政府沟通和合作，根据当地财力、农业生产力水平、农业产业结构、自然灾害特点、农民保险需求等实际，采取分类指导与试点相结合的办法，共同探索农业保险的有效经营模式。

　　吴定富表示，作为行业主管机关，保监会将从实际出发为保险业发展积极争取必要的国家政策支持。但同时，农业保险的发展要立足于体制创新和实践创新，注重发掘自身潜力，开拓潜在市场空间，他说，保险市场还是卖方市场，现在保险产品不是多了，而是我们开发出来的产品人们都不需要，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我们又提供不了。在广大农村，要发展农业保险，“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商业经营为主，政策支持为辅”。

　　在国家财政尚不宽裕的情况下，采取商业运作加政府财政补贴的模式经营农业保险，降低农户投保门槛，减轻政府财政赈灾负担，“这是应对突发性重大灾情的农业保障长效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上海复旦大学保险系主任徐文虎教授说。

　　业界专家指出，农业保险是市场经济国家扶持农业发展的通行做法。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的规定，中国对农资价格补贴、对农业市场的支持水平必须控制在农业生产总值的1%以下，这显然不利于直接运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提高农产品价格等方式扶持中国农业发展。今后，引入保险机制，建立稳定的自然灾害防治和救助制度，替代直接补贴对中国农业实施合理有效的保护，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将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和趋势。（来源/新华网，作者/毛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