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胡果
我是6年前当上全国人大代表的。前年提的议案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去年是建议加快中西部农村大病统筹，今年呼吁关注农村合作医疗问题。有人说：你怎么跟农村没完没了？我说，九亿农民，那是我们的父老兄弟。
我当医生30年了，我所在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全省最大的医院。那些老乡，一辈子没出过山村，如今一路颠簸来省城，一定不是小病，所以我对农村来的患者格外小心。有的不等你检查，从兜里掏出一把毛票：“大夫您看着治吧！”有的一做完诊断先问：“要花多少钱？”我大致算完账，不少人没再说话，转身离开了医院。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很难过。我就想，身为人大代表，还能做点什么？
一有空，我就揣瓶矿泉水、两个面包，下乡搞调研。大别山区的岳西是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全县68个乡镇医院，没一个本科生，大专生都稀缺。有的乡中心医院，还是体温表、听诊器、血压计当家，X光机是二三十年前的设备。现在有的农民“三不敢”：不敢看病，不敢上学，不敢打官司。过去是因灾致贫，现在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占了50%左右。看不上病，看不起病，小病拖，大病扛。老乡说，小康小康，一场大病全泡汤。85%的人口，占有的医疗资源不到15%，我们在农村投入太少，对农民亏欠太多！
去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在全国推开了，安徽有10个县参与。这是件好事。不过有些情况让人放不下心。突出问题是，“门槛”高了，“顶棚”低了———到县里的医院看病，超过500元才给报销，到乡镇医院也得过300元。治个乙肝两万多，一个心脏手术三万，报销呢？6000元封顶。还是缺钱啊。合作筹资，每年每个人头30元，中央财政出10元，地方财政出10元，农民自筹10元。这后20元，在发达地区不算个钱，在贫困县就成了大问题。财政只能管吃饭，看病的钱，靠扶贫资金掏一点，社会捐一点，干部包一点，一年两年好说，长此以往行不通。这是个需要正视的大问题。中央财政的标准能不能再高一些？对贫困地区能不能倾斜一下？让农民兄弟看得起病，住得起院。
有了九亿农民的健康，才有全民族的健康；有了全民族健康，才能够全面小康。您说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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