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毅飞
三月，是雷锋回家的日子。这个春回大地的季节，总能吹醒一些沉睡的记忆，让人们去思索一个四十多年还未必想得明白的问题。南京就有小学生正为找不到做好事的机会而苦恼。
人们总是把扛一把扫帚扫街、搀一个老人过路、送迷路的孩子回家、为一个孕妇让座、拿一把剃头推子给人理发看成是学雷锋……这些固然是学雷锋，因为换作雷锋，他会这样做。问题是，学雷锋学了这么多年，却年年有人呼唤“雷锋叔叔在哪里”；年年有人感叹“雷锋三月来了四月走”。雷锋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起了不平凡的业绩”；可那么多在平凡岗位上工作的人，要像雷锋做得那么自觉，那么经常，那么乐意，为何就变得难乎其难？
利人与利己，是人最基本的两种行为选择。利人合乎道德，利己出乎本能。光靠道德，未必能战胜本能；“学雷锋”就不能仅仅维系在道德的自觉上，还应联系到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表述在“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对等。那么，即便是出于“人人为我”的需要，出现大量“利人”行为，也是好事；久而久之，也会转化社会普适的道德，雷锋才会因此长存于我们的生活中。
有人拿美国学生须做足义务工才能上大学的规定作比，说这是美国学生学“雷锋”。只是，它没有号召，却有规定；不求自觉，却与大学录取直接挂钩。他们做了好事，不仅要留名，而且还要对方开出证明。强烈的功利动机，并不影响行为本身的道德属性，更不妨碍这种不自觉的行为逐渐成为人的自动行动。于是，有人感叹：“我们中华民族基于人性善论的仁义道德已经唱了几千年了，道德楷模从来没有断过，榜样的力量却似乎越来越微弱”。这对我们仅停留在号召层面上的“学雷锋”，该有特殊的警醒意义，新近教育部作出“给思想品德突出者高考加分”，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令人欣慰的前景。
正视这个问题，是需要勇气的。因为雷锋的名字，容不得亵渎。但使雷锋精神的弘扬，走出单纯的道德号召，则应视作是一种合乎时代要求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