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洪其
全国政协委员杨志福昨天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农民的负担太重，建议有条件的地区应该彻底取消农业税，起码种粮食的农民就不要交农业税了。国家农业税收一年几百亿，这些钱从别的地方挤得出来，甚至可以从杜绝贪污腐败中得到解决，为什么要在农民身上收？“实际上，我讲句真话，没有哪个国家是从农民身上收税的。”杨志福委员的一
番话情真意切，令听者无不动容。
增加农民收入注定了要成为今年全国“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一号文件”，就是《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曾用两个“最”字，极言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之重大意义：“现在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增收形势最严峻的时期，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面临的最根本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民增收难。”尽管还不清楚一共有多少件代表议案和委员提案涉及农民增收的内容，但从一些代表委员与媒体的交流中，还是可以明显感受到，此次全国“两会”一定会就这个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
从最基本的逻辑上讲，增加农民收入应当有三条途径。第一条是帮助他们增加生产收入，即通过提高粮食产量、发展高附加值种植业、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手段，使农民从生产力提高的环节上直接增加收入。第二条是减轻农民负担，像中央一号文件中规定，“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2004年农业税税率总体上降低1个百分点，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以及江苏、浙江、北京等省市相继决定减征或免征农业税，都是在原有基础上给农民减负。第三条是对农民给予直接补贴，这在中央一号文件中也有规定，“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要建立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此前，安徽等地开始了对粮食主产区农民卖粮给予直接补贴的试点，取得了积极的经验。
上述三条途径，对农民的意义各不相同。第一条相当于农民提高了挣钱的能力，从而增加了收入。第二条相当于农民减少了支出，所谓“省下的钱就是挣来的钱”，也相当于增加了收入。第三条则相当于政府直接给农民“发钱”。第一条和第二条比较好理解，那么，第三条是不是政府对农民的一种施舍呢？
宏观地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期阶段的一般经验，这个时候农业与工业处于平行发展轨道；到工业化后期，工业开始反哺农业。但是，鉴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城乡二元体制，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工业化、城市化发展对农村抽血过多，故现在要走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与先行工业化国家曾经的道路应当有所区别。同时，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农业对外承诺的开放度提高，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竞争加剧，发展环境也有别于先行工业化国家中期阶段的情形。因此，不能机械照搬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需要适当提前工业反哺农业的时间，逐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增强农业的国际竞争力，稳固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的基础。在这个背景下，政府直接给卖粮的农民“发钱”，就绝不是对农民的一种施舍，而是从总体上对农民进行补偿的开始，是工业对农业进行反哺的开始。
中国农民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和牺牲，无论于情于理，于现在于将来，国家都该认真地、负责任地补偿一下农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