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打工经济的喜与忧 | |||||||||
---|---|---|---|---|---|---|---|---|---|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4日10:50 南方周末 | |||||||||
由于种粮不如进城打工赚钱,税负减轻的农民依然不能把心定在土地上。而现实的难题是,任由土地闲置还是让土地流转成为可能? 编者按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研读史料时概括出"黄宗羲定律"。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与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引述了"黄宗羲定律",并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番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这表明,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确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官方和民间也在积极互动。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 海外媒体评论说,一号文件"闪耀人文关怀光芒",是多年来政策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的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按照文件政策,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一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负48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100亿元,总计达200多亿元。今年中央用于"支农"的专项资金将比去年增加大约300亿元,达到创纪录的1500亿元以上。 在此之前,农村税费改革已在全国20多个省市推开,一些地方已尝试把农民负担降为零。 于是,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于此时机,本报派出记者奔赴具代表性的黑龙江、新疆、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区农村,客观、冷静地观察、分析,呈现农村的真实状况,探究"三农"问题的历史逻辑,本报还约请专家深入剖析中国"三农"问题的肯綮。这组"'三农'新解"成为今年本报"两会"报道的开篇。 □本报驻京记者庞瑞锋 打工增收 十几年的光阴流转,就让张学良从村里首屈一指的富裕户,下降到中等偏下水平。2月17日,他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有些感慨地说:"这十几年变化真大。" 在安徽省明光市徐渡村,张学良是一个很勤劳的人,而且是个种粮能手。1980年代末,依靠种粮,他成为了当地闻名的"万元户"。在村里其他人家都还住着土坯草房的时候,他家第一个搬进了带有院子的楼房。 现在,他家的楼房已经显得有些破旧。村里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挣到钱后也盖起了楼房。有些挣钱多的,还把楼房建在了离村不远的镇上。 "现在比不了他们,外面钱好挣。"张学良似乎有些无奈地说。 去年,他种了16亩地。由于气候导致粮食减产,他家全年收入只有4000元钱左右。而同村出去打工的,平均每人一年能挣到5000元钱。如今,他的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也都在外打工,只留下老两口在家种田。 在中部乡村,除了粮食生产外,打工已经成为当地农民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 "我个人感觉,在我们县农民的收入构成中,粮食、副业和打工的比例大约是136。"定远县委书记贾朝峰说。 在皖北这个农业大县,76万农业人口中,有15万人左右在外打工。按每人打工实现收入5000元计算,每年可实现打工收入7.5亿元。所以在定远县制订的发展县域经济的规划中,劳务输出和养殖业、林业几乎被放到了同样重要的地位。 在定远以东的明光市,50万农村人口中,有10万人在外打工;在定远以西的凤阳县,61万农村人口中,打工人数是16.8万人。 在打工经济更为明显的河南省固始县,这一数字更高。固始地处鄂豫皖交界,是全国人口大县,拥有人口156万人。目前,在外打工人数有40万人左右。据县计委测算,这40万人一年打工收入有20亿元之巨。 2003年,这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71亿元。 打工带来的经济收益,正在改变着中部农业大县的面貌。十来年前还相当普遍的土坯草房,大多数已为楼房和平房所取代。摩托车成了县里的热销商品。县城里一家商场的售货员说,春节期间,仅他们一家就卖了100多辆摩托车,大部分是被在外打工返乡的农民买走的。 由于大批青壮年外出打工,在这些中部的乡村,已经很少能见到往日那种人口稠密的现象。留在农村的,大体上只有三类人:一是老人和孩子;二是青壮年劳力,但家中孩子年龄小,或孩子正在本地上学或是家中有老人需要照顾;三是有一技之长者,做点小生意,或凭借手艺吃饭。 被打工经济所深刻改变的,还包括农民对粮食和土地的态度。 土地为何闲置 今年2月19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村南数百亩的土地里,只有严德柱一个人在地里忙活。这位32岁的青年农民正在给新栽的葡萄施肥。除了靠村边的几块葡萄地外,绝大部分农田都没种任何庄稼,不少田里稻茬依旧。 放眼望去,整个村南一片枯黄,看不到想象中的青青麦苗和油菜。 像皖北的大部分乡村一样,小岗村有超过一半的青壮年在外打工。这个最早搞起土地承包的村子至今并不富裕。空荡荡的村里,大多数房子是陈旧的平房或砖房,主要是1990年代初所建,另有一些土坯草房还在发挥着它们的功能。 村委会主任严德友承认,全村1800亩的农田中,约有一半没有种麦子或油菜。 2月15日至27日,记者从南京向北行,经滁州,重点调查了明光市、定远县、凤阳县,再经蚌埠往南,抵合肥。由合肥一路西行,过六安,进入河南东南部,重点调查了固始县、潢川县和新县。再经新县进入鄂北的红安县,最后抵达武汉,行程约1000公里。 这里是中国典型的中部地区,又是水稻和小麦的主产区之一。正值2月,空气中已开始弥漫着早春的气息。但沿途所过之处,很难见到那种一望无际的绿色原野。有些地里虽然种了麦子或油菜,但附近相邻的大片闲置土地阻断了这些绿块的延伸。 弃耕严重者,以皖北、皖中和豫东南为甚。 滁州下辖的三个县市:明光(过去的嘉山县)、定远、凤阳,即定凤嘉地区,是传统的产粮区。但在这三个农业县,仅沿着公路两边,就能随处看见大片弃耕的土地。在定远县张桥乡、站岗乡、明光市的涧溪镇、石坝镇等地,有些地方弃耕面积估计达到一半以上。 地靠安徽边界的固始县,是河南省第一产粮大县。但是在李店、往流、洪埠和张广等乡,有些地方的弃耕面积估计接近2/3左右。整个田间,很少能看到农民在其中劳作的情景。其邻县潢川弃耕现象,与固始县大体接近。 进入湖北红安县境内,虽然麦田和油菜田渐渐多起来,但仍能不时见到闲置的农田。 在分析大面积土地闲置原因时,不少地方官员认为是气候因素所致。去年秋冬季节,正逢小麦或油菜播种时,中部地区一直阴雨连绵。他们认为,恶劣的气候影响了农民的正常播种。 62岁的张家前是定远县张桥乡的村民,他家也只种了5亩麦子,余下6亩没种。全村也大约有一半的地在闲置。他承认,气候因素确实影响了播种。不过他表示:"在80年代粮价高时,我们村一块闲田也没有。那时候是宁肯不收,也不能误掉。" 有的地方官员们解释,闲置的耕地一般是水田。与旱田相比,水田一般产量较低,所以农民不愿种麦子。 这种解释是部分成立的。无论是安徽的定凤嘉地区,还是河南的固始、潢川一带,基本上属于丘陵地区。地势高低起伏,有些低洼之地确属水田,其中一些地里至今还有水,难以种麦子。 但是,水田与旱田之分并非一成不变。据记者调查,其实有些水田以前是旱田,只是由于农村水利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有些地方下过雨后,排水不畅,旱田也就变成了水田。即使在小麦相对高产的旱田,也不乏有大量土地在闲置。 种粮的经济账 如果从税负减轻的角度,农民似乎应该有足够的热情去种粮食。 江苏省做过一个统计,过去全省农民需要交纳的税费超过80亿。推行税费改革后,2003年全省农业税和农业税附加共计39.1亿元。据江苏省委农工处处长诸纪录说,平均每个农民每年减轻50-80元,高的能减到100元左右。 安徽和河南也都实行了税费改革。在记者调查中,各地情况虽然有别,但每亩农业税和农业附加税基本上在60元-80元之间。即使加上水费,也不会超过100元/亩。与高峰时期的每亩200元左右的税负相比,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 负担减轻,间接降低了种粮成本。但这一成果为什么没有转换成生产粮食的热情呢? 明光市石坝镇的农民徐建堂说:"如果粮食能涨到6角至7角一斤,种田就可以了。如果能够涨到8角钱以上,我敢肯定,不会有那么多人出去打工了。你看还有没有抛荒现象?" 当然,这种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其他条件如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不涨。 与徐建堂同村的李忠宝是个头脑比较灵活的人,平时做点小生意。他以一亩小麦为例,算过一笔种粮的经济账:比较好的旱田,一般每亩能产小麦600斤;水田亩产在500斤左右。如果按每斤小麦0.5元计算,一亩小麦能够收入250元-300元钱。 一亩小麦的投入则包括:30斤种子,大概需要40元;化肥因为最近涨价,需要70元;机器耕田是20元;收割要30元;打农药需要10元;农业税每亩按60元计算,一季麦子每亩需分摊30元。总计下来,每亩成本投入大约需要200元左右。 他的结论是:种一亩麦子,逢着风调雨顺,又是种田的行家,且是比较好的旱田,能挣100元左右。如果是种水稻,由于水稻单产比较高,每亩一般在1000斤以上,利润在300-400元。当然,这种计算都没计入人工投入的成本。 这也不难理解,农民为什么不愿意种麦子,却相对愿意种水稻。而且,如果遇到天旱或水灾之年,造成粮食大幅减产,无论种麦子或水稻,结果都只能是赔钱。 而进城打工被农民看作是更可靠也更快捷的收入来源。固始县农业局办公室主任张家江说,县农业局也做过测算,一个农民一年种一亩田的收入,大概只相当于一个建筑工地最低层的小工干26天的所得。小工的工资是按每天15元计算的。 明光市外出打工者,一般每年能收入5000-6000元,相当于丰收之年,种15亩以上的水稻所得。其他农业县如凤阳、定远、固始、新县等,打工者收入水平与此大体类似。相对于粮食生产所获得的收益而言,外出打工似乎成了理性的选择。 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是农业问题专家,曾参与过当年五个"一号文件"的起草工作。他认为,今年的"一号文件"中,为实现农民增收,中央提出降低农业税率1%,并加大对种粮农民粮食直接补贴,确实能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他表示,要解决弃耕问题,一定要从经济上让农民觉得种粮合算。 叩问土地制度 明光市分管农业的常务副市长陈宜华认为,土地的大量弃耕现象,也暴露出土地承包的制度性问题。因为大量农民工涌入城里,其带来的直接问题是:他们留下来的土地该怎么办? 在皖北明光、定远、凤阳一带,打工者外出,一般将自家土地转给同村村民种,对方只要代交农业税等费用即可。 在河南固始县,由于打工经济更为活跃,这种市场价格也更低。受让土地的农民不用交纳任何费用,有的还能得到出让户每亩50-100元的补偿,农业税也由土地出让户交纳。 如果这些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觉得种粮无利可图,或仅是薄利,弃耕现象自然难禁。 陈宜华说:"考虑到大量农民进城打工的现实,和耕作机械化率的提高,国家在坚持家庭联产生产承包责任制的前提下,要通过大量调查,尽快进行土地政策调整。现在的土地资源利用状况,很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他分析,安徽最早搞土地承包时,为了体现公平,农户按好、中、差地进行挑选,结果土地过于分散。在明光市,平均每户有6.5亩地,其中却有6-8块不便于耕作和管理。 河南、湖北等省与安徽相似,都是地少人多,土地承包分散。1990年代中期,在进行第二次土地承包时,中部各省也基本上没有大的调整,土地过于分散的现象依旧。 "现在问题就来了。一小块地种小麦也许不合算,但是如果能连成片,用机械化耕作,种小麦也许就合算了。或者连成片后,种其它作物也可以,总胜于抛荒。"陈宜华说。 他举了一个例子。假如某科研机构委托当地一家种子公司制种,需要几千亩土地,涉及几百户农民。委托方要求种子不能打农药,制成后由委托方负责收购。但如果有一户农民在自家的地里打了农药,可能整片种子都不合格。 他说,目前明光的初步想法是,把每个农户的土地相对集中,以便于以后的土地流转。但是,定远县委书记贾朝峰认为,短期内土地连片不太可能,因为涉及到对土地承包制度的大调整,而且大批农民没有地方转移。 事实上,据记者调查,在安徽、河南一些农业县,土地连片的尝试已经在悄悄进行。在定远县西卅店乡砂岗村,全村有耕地3370亩,当地村民杨兴干已经从农民手中拿到土地1200亩。其大致模式是,他分别与村民签订合同,村民将土地转包给他,他负责农业税等费用。 目前,杨兴干种了大约800亩树。他准备再从村民手中拿一些地,连成片后,准备和外来资金合作,做一些种植项目。 有专家指出,这些带有试验性的尝试目前虽然仅是星星之火,但代表了一个方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