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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制要与时俱进”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04日11:04 南方周末

  --安徽农业专家陆子修访谈

  □本报驻京记者庞瑞锋

  陆子修是安徽著名的农业专家。曾历任安徽滁州地委书记、安徽省委委员、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参与过前五个"一号文件"的制订。退休之后,还经常深入农村基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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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实地调查。目前还任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副会长。今年2月21日,在其合肥的家中,陆子修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弃耕现象与土地制度有关”

  记者:这次我在安徽境内采访,发现有许多土地处于弃耕状态。它可能反映出目前我国在土地制度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我在南京时,江苏省农业专家吴镕提出,要耕者有其田,对土地实行永包制,也有官员、专家提出土地农民所有。您的看法呢?

  陆子修:农村的土地抛荒问题首先是涉及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家庭承包经营这个问题上,家庭应该是永恒的,农业经营应该由家庭来经营,而不是恢复过去的大锅饭。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制度也要与时俱进,需要改进和完善。

  现在这种土地制度,我们是最初主张搞的。当时的出发点只是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解决粮油的供应。发展这么多年,土地的所有权还是国家的,只是经营权给了农民。村里面说是土地稳定不变,实际上它经常变,做一些小的调整。这样农民就不能种地和养地结合,为提高产量,大量使用化肥,结果土地搞坏了。所以,土地承包制度需要认真研究,需要创新。但是,如何创新要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完全由专家当家。

  记者:第二轮土地承包时,当时中央提出的是三十年不变。这种提法,应该也是为了让农民安心。这么多年过去,农村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比如大量农民外出,家中青壮年劳动力不足。而且,像今年,大面积的弃耕也出现了。你一直在关注农村和农业,您的具体主张呢?

  陆子修:三十年不变,时间可能长了点。过去是计划经济解决温饱,现在是市场经济走向全面小康社会,所以土地制度也要与时俱进。现在农民为什么不对土地负责,是因为他负不了责,对土地的实际控制权是掌握在村里。我主张,土地制度应该多样化,有的可以是家庭个体所有,有的可以归集体所有。有的问题在中西部存在,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可能就不存在。所以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分散决策,而不要统一决策。

  农村之所以抛荒,归根到底是种粮效益差。过去种水稻时,强调的是三耕栽秧。冬天耕一遍,土地翻过来晒太阳,第二年病虫害就少。春耕时再耕一遍,到栽秧的时候耕第三遍,一亩田就能收一千多斤稻。现在农民外出打工的多了,留在家里也主要是上了年纪的没有能力去精耕细作。

  除了产量低外,种子、农药和化肥价格又高,这样种粮也就不挣钱了。要想让农民种粮,必须保证种粮要有一个平均利润。另外,目前生产资料价格高,也需要国家从宏观层面予以控制,这样才能保证农民的种粮利润。

  记者:最近,我注意到,安徽和河南的粮价又在开始上涨。比如水稻,从春节后的每斤不足0.6元涨到目前的0.75元左右。您认为目前的粮价涨到了它应该涨到的水平了吗?

  陆子修:最近的粮价上涨是恢复性的增长。实际上,目前粮价还是偏低,它还会涨一些。这是市场决定的,因为供给有问题。从历史经验看,猪肉和粮食的价格一般是挂钩的,即所谓的猪粮比价,一斤猪肉相当于五斤粮食。所以,市场均衡价格应该是在每斤一元以上。

  "变五级政府为三级政府"

  记者:费改税以后,县、乡财政比较困难,大部分财政收入都用于发工资,许多乡镇都是负债运作,基本上没有余力去搞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从长久来看,肯定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您觉得如何解决这种问题?

  陆子修:首先是目前的这种县乡财政体制不合理。第二,需要财政负担的人数增长过快。我调查过三个省,10个县的财政人员由1994年的16万多人增加到2001年的19万多人。而且,工资增加幅度大。1994年以前,人均月工资只有一百多元。到2001年,人均月工资增加到八百元,翻了近八倍,而同期财政收入才翻一番多。第三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过于依赖农业,而缺乏支柱产业。另外,地方财力与政策不匹配。义务教育本来是由国家规定,现在却主要由县乡财政承担。

  我提的方案是,变目前的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为三级政府中央、省、县,乡里作为县里的派出机构。这样就可以把人员大大精简了。像社会治安、计划生育完全可以交给村里管。目前,已经有几个省份准备搞"三级政府"的试点。

  记者:您刚才提到义务教育问题,这次我在调查中也发现,像定远、凤阳、明光等县市,财政支出中最大的一块就是教师工资。如果不是有费改税后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可能一个县的财政收入只能够支付教师工资。至于其他教育事业投入,则基本上无力进行。

  陆子修:义务教育应该是三级共担,即由中央、省、市县分摊。在中西部地区,国家要加大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不能主要靠县一级出钱。县级经济薄弱,养不起这么多教师。中西部地区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应该由中央拿大头,省里的拿中头,市里拿小头,县里尽量不要出钱。另外,县里要精简机构,压缩人员。现在县乡要按照中央精神,真正开始做合乡、并村、减人的工作。做这种工作不能怕得罪人,不能以稳定为名抵制中央精神。机构、人员不减,财政会依然有困难。

  "农民需要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

  记者:从我在安徽的调查看,税费改革以后,种粮的农民负担确实大幅减轻。但是,我也注意到,那些留在农村的一些做些小生意的农民,像开商店的,开出租车的,税负还是比较重。比如在明光市石坝镇包集街道,有一个小商店在卖家用电器,店里只有不到10台的VCD和彩电,也没有什么生意。但是女主人说,一个月各项费用却需要500元左右。她要不是家里有小孩上学,可能也出去打工了。

  陆子修:这个问题在目前农村确实存在,但是根源却是在上面。为什么收税这么多呢?还是因为县、乡里没钱。比如乡里规定工商所每年收20万元,收不来可能工资就发不上来。结果层层下压,这些个体工商户的负担就重了。

  我过去在滁州任地委书记时,实行定额征收。每户每年多少钱,年初就确定下来,不允许随意向他们多收钱。这样做的好处是,一能让个体工商户放开发展,二是把收税中的人情税、关系税的漏洞也堵住了。在解决农村个体工商户税负这方面,我觉得这个问题也需要提出。只有这样,才能搞活当地农村经济。

  记者:我在采访明光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陈宜华时,他感叹目前农民缺乏经济合作性的生产组织,农业组织化程度低,不利于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增加农民收入。他曾举过一个例子,去年浙江金华一个投资商,想利用明光的一块洼地养珍珠,一口气他要1.5万亩,每亩给165元的补助。73%的农户赞成,但有27%的农户反对,最后事情泡汤。他认为,如果有一个农民的经济合作组织,政府也不需要跑到前台直接和投资商去谈判,事情结果也可能会不一样。

  陆子修:农民确实需要自己的合作经济组织,但这个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自愿组织的,而不能政府操办。比如,种粮食要有粮食协会,种葡萄有葡萄协会,养猪有养猪协会,种油菜有油菜协会。按产业建立协会,协会就是农民自我组织。它可以是农民集体所有,也可以实行股份制。

  现在为什么在中西部地区推广不开来,有四个原因:第一,一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好像是行政性的,要求财政给我补贴,这肯定是行不通的。第二,农民一听合作经济组织,似乎又回到大锅饭时代,如果缺乏引导,农民就没有热情。第三,基层干部不去做工作,即使自己生长出这样的组织,也没有政策扶持。第四,农民如果要成立协会组织,要去民政部门去登记。实际上,它应该交给农业部门,因为它是经济组织,而不是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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