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迅雷
2月26夜，我读当天的《南方周末》，杨耕身先生的《两位长途步行返乡者对救助机制的“考察”》让人震颤，让我落泪。文章援引媒体报道，说到一位名叫欧春明的打工者，因在广东东莞讨不到工钱和路费，只好长途跋涉40多天，像乞丐一样回到湖南宁乡老家；另一位村妇叫田桂姣，只身进京寻找打工的大儿子未果，也徒步3000多公里，50天靠捡破
烂维生，终于回到湖北家乡。
出现这样的“案例”，出乎“意料”，却合乎“情理”。我在浙江一家媒体做本地新闻部的编辑主任，曾经一度负责过政法口的新闻，就曾遇到了与村妇田桂姣几乎一模一样的新闻的前半截。也是一位老妇，千里来寻打工的儿子，结果钱包被盗，身无分文，儿子又找不着，被送到派出所，民警在帮助寻找她儿子未果的情况下，也想到了救助站，然而从“收容”脱胎换骨出来不久的救助站的回话是：这样的人不属于救助的对象，不予接收。民警一边告知我们媒体这样的情况，一边给老妇买了一张车票，而票钱是民警个人掏的。
细看救助站的说法，其实一点没错：它们要救助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据民政部《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条规定，是指“因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又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具备前款规定情形的，不属于救助对象”。揣想当时这般严格规定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可能是考虑到所谓执行的“社会成本”问题，担心会有太多的人涌向救助站，让它们承受不了。但按这样的规定，前文提到的三个人，虽然本质上是最需要救助者，却都不属救助对象。
由此，我们看到了现实的尴尬：最需要救一时之急的公民，依此不可能获得应有的救助，而诸多真正以流浪乞讨为生的人，却是不希望被“救助”的，不少被一度救助过的流浪乞讨者出来之后依然在流浪乞讨就是明证。
乞丐有“职业乞丐”和“非职业乞丐”之分。最近广州还传出有个“丐帮”头目花天酒地包二奶的新闻，那些身体健康却假装残疾、甚至控制儿童作为摇钱树的职业乞丐，肯定不属于救助对象；而在老家生活无着的真的乞丐，救助站救助他十天半个月又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看“救助”，它应该是一个完善的社会架构。真正要治本，只能切实从源头做起。《救助管理办法》第十一、十二条，《实施细则》第十八条都规定当地政府应帮助返回的受助人员解决生产、生活困难，避免其再次外出流浪乞讨。我相信，目前这项“工作”的落实恐怕还有待启动。
再往深处想，这些生产、生活困难的人群(包括在城里从事“生产”而拿不到工钱的人)，要解决他们的生存发展问题，本不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样的临时救济性法规所能担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