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一冰
据报道，目前已提交我国立法机关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规定，拾金不昧者，除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外，最高可获失物价值20％酬金，“失物返还酬金”有望通过立法来保障。（《北京晨报》3月5日）在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这样的时间听到这样的新闻，可能会让人在心理上不容易接受，但笔者以为避开道德层面的争议，从制度角度观察“失物返还
酬金”，却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在商品社会要求大众都当谦谦君子道德模范拾金不昧，是不可能做到的。所以，《物权法草案》则舍弃“圣人永善”的高调假设，从人有可能“利己”的低调假设出发，以期通过有偿方式，促成失物返还，这显然实际得多。
孔子学生从国外赎回一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按照鲁国法律，将得到奖赏，但他没有拿，孔子说他错了，因为以后会有人因为无法做到像他那样“高尚”，而不再乐于做善事；相反，孔子另一学生救一落水者并接受了酬金，世人斥之贪财，孔子则夸其正确，你的行为会激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同理，“拾金返还”虽谈不上“勇为”但确实是“义举”，既要在道德上褒扬，也应该在物质上奖励，这样才能鼓励更多的人从事。
在失物有偿返还的关系中，失主虽付出一定的酬金，但可重获失物，因此是受益人；那个将失物返还而获得酬金者同样是受益人，对双方都有好处，符合经济学据说的“帕累托改进”原则。所以，“失物有偿返还”应视为“义举”，应该得到鼓励。（子琦／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