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健 实习生 张永强／文 ｐｈｏｔｏｃｏｍｅ／图

　　样本名称：长垣县。

　　样本概况：农业县。人口78万人，农民72万人，耕地面积87万亩。2003年完成ＧＤＰ3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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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收数据：2003年农民纯收入人均2591元，较上年增长6．2％。

　　在中国地图上，长垣县是一个并不起眼的地方：一抔黄土，团成一个并不规则的多边形，轻轻一抛，就窝在黄河岸边，袒露出一片湿润美丽的平原“胸膛”。

　　这里长庄稼，长林木，也长人。全县耕地面积87万亩，总量为78万的人口就在其上休养生息。

　　尽管“袖珍”，尽管它只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业县，但长垣的特色却让人惊叹：“中国厨师之乡”、“中国防腐之乡”、“中国卫（生）材（料）之乡”、“中国起重（机）之乡”，名头好大！

　　仔细去看，其内核全是民营经济，而且遍布长垣城乡。

　　看着长垣，让人联想起温州、台州等地。这里，是不是也在孕育着一种“小狗经济”？“磨刀霍霍”

　　“刺啦”、“刺啦”，还未走进长垣县烹饪学校大门，就听见里面传出密匝匝的磨刀声。

　　干什么？杀猪？宰羊？这儿明明是学校。

　　走进去，却看到一群年轻的学生正蹲在狭小院子的墙根，各自都在磨着一把切菜刀。“要上刀功课了，他们得把刀磨快些。”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忙着跑来跑去，一问，他是这个烹饪学校的教师，名叫徐书振。

　　徐书振带领着记者和那群学生走进一间略显黑暗的小屋。看得出，这些学生全来自农村，质朴的气息展露在他们的眼角、额头。他们拿起一个个白萝卜，刀随着手飞快地起起落落，一条条纤细的萝卜丝不一会儿就堆满了一个大盆。

　　今天的学徒，明天的师傅，原来一个好厨师就是这样迈出第一步的。

　　“我们长垣的厨师全国有名”，徐书振趁着间隙同记者聊了起来。据这位新乡市人大代表介绍，该县在外从事烹饪工作的专业厨师达到2．3万人，其中去国外的有200余人；在国家评定的41名“烹饪大师”中，长垣籍的就有4个，而河南的33名“烹饪大师”中，有9人来自长垣。“你无论到哪儿，哪怕到了南非、菲律宾，都能嗅到我们长垣厨师做出的饭菜的香味。”他笑着说。

　　这是一句实话。记者走在长垣县城的街头，发现这里饭店很多，几乎三四十步之内就有一家。一个当地的居民告诉记者，长垣有钱的私营老板不少，再加上家家户户到街上吃饭已成传统，所以“饭店生意兴旺”。

　　饭店密集，带来的是激烈的竞争，同时也为那些在校学艺的学生提供了实习的机会。目前，长垣共有3所烹饪学校，每年可培养烹饪技术人员600余人，而这些人，以年轻的农民子弟为主。

　　“出来学一门手艺，弄得好了，就是高级打工者，甚至自己开饭店当老板，总比窝在家里啥也不会强。”徐书振自身的厨艺本就不错，他在教学中强调言传身教。

　　满村乡宜丘村的顿红星今年23岁。他曾在一家乡镇企业上过两年班，每月400多元钱的工资。后来父亲去世，家里10亩地就靠他来耕种。农闲了，他就到外地推销防腐剂，一年下来，家中总共才有2000多元的节余。“打工不防养老，还是学一门手艺好”，在母亲的劝说下，他走进了烹饪学校。

　　“这里学生的情况都和我差不多，考不上学，就要找出路嘛。”他说，“哪个村没出过厨师呢？吃得好那没啥说，关键是混个人样出来。”不能承受之“重”

　　长垣出去的厨师多，自然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人脉。这一点，连该县起重机生产重镇魏庄乡的大小老板们都予以承认。

　　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些起重机生产企业的老板当时还是业务推销员，他们到外地风餐露宿，常常会得到那些在外工作的厨师的照应。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另外一面却是：在不知不觉间，长垣县的起重机产业已长成参天大树。

　　从长垣县城坐车往南不到10公里，就到了魏庄乡。一条南北向的10里长街，依次排列着上规模的起重机生产厂家近20家，配件店、维修站更是不计其数。在街道北头，一片空地正在加紧施工，附近的商户介绍说，这里马上要落成一个占地8．4平方公里的“河南起重机械工业园”。

　　这实在是一幅令人惊叹的场面。记者碰到一位来自浙江的客户，他一下车，就连发惊叹，认为这样的规模实在是“超出了自己的想象”。也难怪，如果按照魏庄乡政府提供的官方数字，这里生产的50吨以下起重机销量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0％以上，从当地农村吸收的就业人口有近万人，占全乡总人口的1／4。

　　记者走过卫华、豫中等知名起重机生产企业，在一家名为“贵发”的配件制造公司里见到了技工老范。老范的家在魏庄乡范屯村，家中有6口人、6亩地，从1994年起，他就开始在附近的厂中干活，一直做机床工，拿的是计件工资。他的平均收入是每月500元。在他的身旁，还有几个十七八岁的青少年，他们和老范一样，满脸满手都是黑油，一说话，就会露出白色的牙齿。据了解，他们都是老范的学徒。

　　像老范这样一干10余年的，整个魏庄乡的起重机厂里比比皆是。从土地走向工厂，再从工厂返回土地，这些农民身兼两种“身份”。

　　与他们稍显沉重的生活比较起来，大车西村的农民葛自力可谓活得潇洒自在。他家里每人不到5分地，打的粮食“自然不够吃”。几年前，他开始外出打白铁，做补盆生意，发财后又在街上租下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门面房，配合起重机维修搞“手拉葫芦”（一种配件维修），几年下来，日子倒过得“还说得过去”。不忙的时候，他会带着妻儿，一块儿到县城里找一家长垣人开的饭馆，有滋有味地“吃上一顿”。

　　“你们这儿的人，是不是普遍过得比较富裕？”在葛自力的小铺里，记者问他。

　　“那不尽然。开厂的老板是越来越富，没钱的农民是越来越穷。不过，我们这儿还好些，你到县城东的那些偏远乡村看看，地少，都是黄河滩地，再加上没企业，日子才穷呢。”

　　记者最终没去看，因为那种生活的窘境可想而知。老板的“炼成”

　　葛自力没有当大老板的志愿，他说那是因为他“没材料”。实际上，在一个产业群已经形成聚集效应的时候，一个人或许更容易把一个企业做起来。此中，时也，势也。

　　“北卫材，南起重，东部防腐西部农，多种经营在县城”，这是一句几乎每个长垣人耳熟能详的顺口溜，不过却道出了实际的产业布局。

　　“这些都是自发的，而后到一定规模，政府又加以引导。”长垣县一个负责相关工作的官员告诉记者，“比如西部的万亩红提葡萄基地，我们强调的是农业产业化和种植结构调整；再比如北部的卫生材料，几乎村村都办厂，我们后来统一规划，目前要集中建一个上规模的卫材工业园。”

　　2月21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记者驱车赶往以生产卫材产品著称的长垣丁栾镇。一条公路逶逶迤迤，十几公里后，几个大厂不时出现在眼前。

　　华西卫材有限公司是前几年崛起的“后起之秀”。该公司经理王国贤向记者介绍，“我们老总崔勤峰一开始也是业务推销员出身，慢慢有积累了，就在自己的家里搞起了生产经营。”

　　目前，华西的总资产达到6200万元，有400多个农民在厂里就业。但它的规模在当地还不是最大的，据介绍，以丁栾镇为核心，整个长垣县共拥有38家卫材公司、8个消毒中心、16个专业村和1580个生产加工户，直接或间接吸收3万余人从业。所生产的产品达30多个系列、500多个品种，市场覆盖面占全国市场的80％以上，年销售产值达到6亿元左右。这也相应催生了全国最大的卫生用品市场在长垣县城的建成，一时成为卫材生产重地。

　　当然，由于小作坊多，卫材产品的质量在去年抗非典时期受到了严格的检验，一些卫生标准不达标的小个体被严禁继续生产。记者了解到，其中有许多人分流到了现有大企业中。

　　卫材产业的发达，带动的同样也是一方百姓的就业。记者在临近华西的一家卫材公司的厂房中看到，几百名来自村镇的女工正在缝纫、拆纱。大杨楼村的王雪梅大声告诉记者，她现在每月可收入600元，再干半年，她就要结婚了，“钱攒得差不多了”。

　　对于23岁的王雪梅来讲，喜庆的日子是值得期盼的，但她同时又有些忧虑。她说她要嫁到县城西部的一个乡镇，不知道那里还有没有工厂可以让她去上班。

　　这是一个颇有意义的命运迷局。如果按照一种宏观的说法———2003年，整个长垣县ＧＤＰ达到33亿元，综合经济实力在全省县（市）排序中居第40位，10年间前移了52个位次；而截至去年8月底，全县各项存款余额达52亿元，稳居新乡市第一；同时又连续3年被河南省委、省政府评为“发展乡镇企业先进县”———那么，王雪梅的个人命运可以忽略不计，不过，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谁为千千万万个王雪梅创造就业的机会？

　　长垣人说，他们在寻找商机；温州人说，他们要带领着当地百姓一块儿“发财”。就在长垣县城的北郊，一座漂亮壮观的温州商贸城正在拔地而起，红砖蓝瓦，居住、商贸一体化。当地的群众指着它告诉记者：“商铺早已卖完，人家温州人在这儿扎根了。”

　　这是不是一脉相通？其中的对接，究竟为长垣农民的明天构架起什么“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