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中国政府的“一号”大事 （ 新华网 2004-03-07 10:25:15 ）
新华网北京3月7日电（记者蔡敏、战艳、刘刚）全国人大代表、广州私营企业家李国强家住现代化的高层住宅，家里音响、电脑、数码摄像机一应俱全，平时驾车上班。在他生活的城市，高楼林立，人们刷卡消费、身着世界名牌时装，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往往对此感到惊奇。而来自安徽基层的农民代表张培阳对记者说，偏远乡村的许多农民仍旧住着土房，村
里没有一条象样的公路。谁要不幸得了大病，只能抓点药在家熬着，根本没钱住院。一些孩子小学毕业后就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虽然生活在城乡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李国强和张培阳都一致赞同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解决农民、农业和农村问题的安排。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讲，解决“三农”问题，是政府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他要求各级政府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更直接、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加强农业，支持农业，保护农业，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年初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旨在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进步，而其中农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基础，更是“一号文件”中的“一号”大事。参与起草工作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部长韩俊说：“今年的‘一号文件’是多年来政策含金量最高、‘实招’最多的一个促进农民增收的文件”。
他分析说，根据这一文件，今年农业税税率降低1个百分点，可减轻农民负担约70亿元，取消农业特产税可为农民减少负担48亿元，直接补贴农民的资金规模不低于100亿元。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今年中央财政支持农业的资金将达到1500亿元以上，比上年增长近300亿元。9亿中国农民，每人至少得到166元的实惠。它意味着中央财政对于农业的各项开支，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事实上，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先后制定出台了6个促进农村改革和农业生产的“一号文件”。农业大省安徽1978年率先实行了土地承包到户的“大包干”，促成第一个“一号文件”的诞生。
出席“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普通农民余的娜对记者说，大部分农民吃饭穿暖早已不成问题，可手头的余钱却一直不多，遇到大灾大病几乎没有承受能力。中央近年来对农民增收及农村社会事业的重视，促使耕地抛荒现象大大减少，农村个体经济开始活跃。当前关键的是必须保证支农政策、支农资金在基层落到实处。经济学家指出，农民收入过低，农村巨大的消费市场就无法启动，造成内需不足，大量的工业品便卖不出去，城镇企业的效益同样上不去。因此“三农”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决定了中国能否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蓝图。全国人大代表、原农业部副部长万宝瑞估算，中国农民纯收入中一般至少有四成是实物折抵的收入，另外二成用于购买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农民自行可支配的现款每年只在1000元左右。他引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说，1997年至2003年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4％，仅是城镇居民同期收入增长幅度的一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由1997年的2．47：1，扩大到现在的3．24：1。
广州的李国强代表说，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来说，能否切实有效地提高农民收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农村社会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稳定。“帮助农民长远摆脱贫困，尤其需要加大对农村教育事业的投入，温总理在报告中提出重点加强义务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政策，更具重要意义。”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朱天宝说。“只有人口素质提高了，才能长久地实现增收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