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传媒性别监测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上，建立更多的传媒监测网络或“媒介观察”的意见被写入了该次会议《行动纲领》。

　　1996年3月，中国第一家民间监测网络成立，它的全名是“首都女记协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这里刊登的是其2003年监测报告。由于这个报告不是定量研究的结果，我们称其为“不完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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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个研究成果，出发点并非是对传媒的批判与责难，或许无意识的性别不平等，的确存在于我们的媒体中。而发表这个报告，并不代表编者的倾向和观点，仅仅是做一个善意的信息传达，希望能对读者的惯常思维有所冲击和启示。

　　反腐败到了“管老婆”时代？

　　案例1：2003年7月15日某报文章《反腐败到了“管老婆”的时代》

　　文章说反腐败“管老婆”是没用的，其理由是，以往，一个个贪内助们之所以前仆后继，并不是对她们疏忽管理，而是女人的虚荣心和贪欲实在是比男人强烈。再加上她们爱吃醋的天性，一旦发现自己的男人有什么风流韵事，就只好靠大肆敛财来弥补失去的平衡。

　　案例2：2004年1月20日某报文章《手铐有我的一半也有妻子一半》

　　其他报纸：“妻贤夫祸少，子孝夫心宽”，“常吹‘廉政风’，管住身边人”（某报用语）。“事实证明，枕边风还是起着不小的作用，有些家属的腐朽思想也能诱逼领导干部腐败”。

　　某报标题：《民选副县长栽在三陪女手里》

　　点评1：男人当官，男人就有责任保持清廉

　　干部队伍是否能杜绝腐败就取决于妻子贤惠不贤惠，这合乎逻辑吗？腐败难道不是干部制度、用人体制和监督机制的问题？不是个别干部自身的滥用权力的问题？怎么板子打在妻子们身上？

　　男人当官，男人就有责任保持清廉。女人如果不在其位，还能谋其政，仍是制度的问题或当官者自身的问题。改变制度，才是杜绝腐败的根本。指望“枕边勤吹廉政风”（某报标题）的制度肯定不是一种好制度。

　　作者不去谴责丈夫们滥用权力，只一句“风流韵事”轻飘飘而过，反而讽刺责备妻子们靠要钱来找“平衡”，并认为这是腐败的根源，实在是本末倒置。

　　男人当官，男人就该清廉，甭指望“廉内助”。

　　点评2：妇女不是内助

　　无论是“廉内助”、“贤内助”还是“贪内助”，这些文章的作者们都将干部的妻子定位为丈夫的“内助”或家庭内的角色。这是两性不平等的传统文化的一种延续，即公共领域被视为男性当然的领域，而家庭等私人领域被认为是最适合妇女的领域。即使妇女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也通过“枕边吹风”这种私人化的做法。根据有关报道，科级以上干部的妻子就可以参加“廉内助”评选。真难以想像，有多少女性被“内助”化为一个传统的家庭角色，然后通过“枕边吹风”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应该说，“内助”这个词本身就将女性看做是男性的附属物。

　　妇女不是内助，她们是她们自己！

　　“性骚扰”之说对男人不公？

　　案例：2003年7月4日某报《性骚扰的偏袒》

　　主要内容是说在现在“女权主义高度发扬”时代，性骚扰多指男骚扰女，但事实是女也骚扰男，比如，作者指出，一是在饭店里旅馆里，多是女性骚扰男性，二是少女追星族拥抱狂吻男歌星，也是女性骚扰了男性，因此，男性嫖娼或男歌星拥有女性歌迷的拥抱似乎都成了被逼无奈，“性骚扰”的说法好像委屈了这些男性，偏袒了女性。用作者的原话说，“对于大男人又何其不公也！”

　　点评：“性骚扰”偏袒了谁？

　　据社会学家李银河研究，“性骚扰”一词最早由美国女权主义者麦金农提出，认为是在不平等关系下强加的性要求。这是有权力者或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力对无权力者或社会地位较低者施加的违反其意愿的性压迫。

　　在饭店旅馆里的男性被“骚扰”，与性骚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买淫卖淫的关系中，男性是有权力者，是社会地位较高者。如果他不愿意接受这种买卖，他的工作、晋升都不会受影响，他不会因此“不安”、“焦虑”、精神受到极大伤害，或感到被贬低。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不提男性买淫者反而指责女性“骚扰”了男性，是不是太“偏袒”男性？

　　至于女歌迷拥吻男歌星，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男歌星如果不喜欢女歌迷拥抱、亲吻自己，都可以以各种方式拒绝。与女歌迷相比，他们是更有权力者。

　　广告中的性元素贬抑了妇女？

　　案例1：2003年5月，在长沙报纸媒体上出现的一则房产广告说，“我只卖2390-2890元/平方米”、“位置不同，价格不同，享受不同”，与之配合的是一个穿内衣的性感女郎。

　　案例2：福州市五里亭立交桥附近的福马路上，有两面广告牌高高地立在马路两边，广告箱的黑色背景上用白颜色印着几个字：“想占有我吗？！那就上吧……”

　　案例3：其他广告，“我要清嘴”(一种类似糖果能清洁口腔的产品)、“泡的就是你”(广东的一种方便面)、“你有二房吗？”(房屋租赁)等。还有一则是“泡泡漂漂”的皂粉广告，尽管它通行无阻地在权威媒体的黄金时间大量播出，但终于在观众的反感、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批评之后作了修改。

　　点评：这类广告均采用了性元素。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采用性元素，而在于在这个性元素中，男女两性的角色和地位如何。被卖的，被占有的，被泡的和被“漂”（嫖）的均是女性，而买的、享受的、去泡的均是男性。媒体广告强调了男性是女性身体的占有者和支配者的角色。这种以男性为中心的幽默，无形中贬抑了妇女。

　　表现工作中的女性为何强调“靓丽”？

　　案例：2003年3月2日中国新闻社发布了一张照片，标题是“全国政协第一场新闻发布会靓丽的女译员”。

　　点评：一张以女性的“靓丽”为诉求的照片作为新闻发表，是对该译员的不尊重，我相信她是因才智赢得这份工作的，而不是容貌；发表这张照片也是对女性不尊重，因为在“两会”工作的女性不是被观赏者；发表这样的照片更是对读者不尊重，因为人们对“两会”报道的期待不是这些。在某新闻网“‘两会’大探营”的报道中居然有这样的一个专题，“最美的在最后：摩登女委员、吴小莉、迎宾小姐、靓丽女译员……多幅图片，尽展风采”。出现如此文不对题的报道，仍然是在男性中心的框架中，强调女性的身体形象和生物特征，而忽略女性的社会特征。（执笔/卜卫、张祺、庞明慧）

　　45.2％

　　媒体报道中出现的某些标题不存在歧视女性的问题

　　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中时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标题：《廉正党风从贤内助开始》、《党委书记毁在三陪女身上》等。45.2％的被访者认为媒体报道中出现的类似标题不存在歧视女性的问题，只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35.6％的被访者认为有一点问题，但不构成歧视。19.2％的被访者认为这种现象对女性造成了严重歧视，将男性责任推诿到女性身上，是男权主张的表现。

　　男性和女性对这种现象的态度存在细微差异。男、女被访者中多数人都认为不存在歧视女性的问题，男、女比例分别是：47.2%和43.4%。认为存在歧视的女性比男性高出了6.5个百分点。

　　44.7％

　　“现在的女童，将来的母亲”这句宣传语不够准确和全面

　　全国妇联女童救助活动曾经用过的一句宣传语：“现在的女童，将来的母亲”，不久这句话改为：“现在的女童，将来的建设女性”。针对第一句宣传语，44.7％的被访者认为不够准确和全面，持这种观点的男性比例为49.4％，女性比例为40.4％。有22.9％的被访者认为这句宣传语很好，持这种观点的男性比例为24.7％，女性比例为21.2％。32.4％的被访者认为限定了女性的社会角色，持这种观点的男性比例为25.8％，女性比例为38.4％。

　　52.1％

　　公共场所的女厕所应该多于男厕所

　　52.1％的人认为公共场所的女厕所应该多于男厕所，原因是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如厕时间比男性长。31.4%的被访者认为男女厕所应该一样多，16.5％的被访者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大部分女性被访者都考虑过这个问题，只有8.1％的女性被访者没有考虑，且超过半数（58.6%）的女性表示女厕所应该多于男厕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考虑该问题的男性显著多于女性，25.8％的男性表示没有考虑过，且不到一半（44.9％）的男性认为女厕所应该比男厕所多。

　　70.7％

　　“妇孺皆知”等词汇只是约定俗成的用法

　　对于“妇孺皆知”、“改嫁”、“婆婆妈妈”等词汇，29.3％的被访者认为是对女性的一种谬见，70.7％的被访者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这只是长期以来约定俗成的用法而已。女性中持第一种观点的比例要比男性高出15.1个百分点，男性的比例为21.3％。

　　传媒有意无意中可能正在扩散和复制与自己使命相反的信息和观念。妇女传媒监测，好比

　　一种“环境质量”监测，目的是优化我们的社会氛围。

　　豆奶女人———媒介有“捧杀”之嫌？

　　案例：“一个好妻子必须是家庭和事业都能平衡照顾，就像××豆奶那样带来动植物蛋白的均衡营养。”这是一句人们耳熟能详的电视广告词。据传媒监测网络观察，媒介在采访成功女性时，特别爱提有关家庭的问题，诸如，你丈夫对你满意吗？你觉得对家庭歉疚吗？如果让你在事业和家庭之间做一个选择，你选择哪个？等等；赞扬母亲对家庭成员的牺牲以及对丈夫“无私奉献”，以及“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的说法更是比比皆是。

　　点评：在这样的媒介表达中，女性被暗示是当然的家务劳动者。如果没有家庭的成功，即使她有成功的事业，也是个有缺陷的女人。比起男性来，“均衡营养”的职责似乎更是妻子的分内之事。在这种“歌颂”中，“母亲”或“妻子”无形中成为失去自我的形象。“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有一个伟大的女人”，女人因“伟大”而失去了更多的发展资源，进而增加了对男人的依附性。

　　当女性的善良、忘我、理解、勤劳、奉献、默默无闻等为社会可利用的品质被夸张地美化时，可能就强化了要求母亲无私奉献的社会期待，而媒介这时的话语权限制了女性多样化发展的可能性。这种限制是强大的并且是无形的，当一个独立的女性想打破这种安排时，便可能遇到这种社会压力。

　　媒介帮强奸找借口？

　　案例1：去年10月22日京城一家知名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是谁宠坏了这些腕儿》的文章，文中说：“如果用‘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来形容各个强奸案中的女主角似乎有些不人道，但没人能否认她们自身的漏洞。西方社会的开放程度令人惊讶，尽管每起案件的‘受害人’都是不超过20岁的年轻女孩，但她们在性生活上的经验却老到得可以，不是每个女孩都承认在被强奸前还和别的男人上过床吗？当一个体格强壮家喻户晓的大明星站在面前的时候，这些女孩可能根本就不想抗拒，只是事后觉得委屈才来告状……”

　　案例2：1998年关于唐胜利（为拒做“三陪”跳楼的四川女青年）的报道中，记者所用的报道语言如：“宁死不做三陪女的刚烈行为”，“为了赚钱，不惜牺牲一个姑娘的清白”，“高度赞扬了她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质”，用“鲜血维护了自己的清白”等等。

　　案例3：另一篇题为《不该枯萎的花蕾》的报道，叙述了一个被拐卖到新疆戈壁滩的女孩的悲惨经历。这个女孩14岁被拐卖，15岁生子，而后被解救回家。“徐小兰终于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家乡，而此时的她已不是一年前的那个纯洁女孩了……

　　点评：常识是，无论女性有过多少性经验，都不应该成为被强奸的理由。女性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女孩被强奸不是女孩的耻辱，而是强奸者的耻辱，是强奸者的不纯洁，也是社会的耻辱。女孩的身体被伤害是一时的，其名誉和心灵不应该被伤害一辈子。

　　在类似的报道中，作者强调的不是一个人的人权被侵犯，而强调的是是否“失去了女人宝贵的贞操”。在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的“反对针对妇女暴力的报道守则”中，记者们已提出，在这类报道中不再使用对受暴者加以道德判断的词汇，如“漂亮的”、“性感的”等，因为这种报道会暗示因为“漂亮”、“性感”或“妙龄”导致了性暴力，造成责备受害者的不公正的后果。

　　男女平权从娃娃抓起？

　　上图为许多教科书和少儿读物上常见的例子：总是让男孩想一想，女孩子读一读。让男孩子显得在更有难度或更有创造性的方面超过女孩。

　　男女有别，从每个人的孩童时代就以各种方式渗透开来。如同上图的内容在孩子们的读物中并不少见，暗示着男女有别，暗示着社会对男女的传统印象，尽管这事实上并不成立。另外，在学生的课本中，“妇孺皆知”、“工人兄弟”、甚至“改嫁”、“遗孀”等带着微妙的社会传统陈旧暗示的词汇也常常出现，这可能也是我们应当注意到并探讨、改善的领域。

　　“人造美女”———渲染单一的价值观？

　　案例：许多媒体报道了2003年若干个城市的人造美女事件。历时近200天，耗资30万元，全身十多处进行全面整形，中国第一“人造美女”、北京姑娘郝璐璐已于2003年底正式完成“变脸”。为了记录这段经历，美国CNN电视台、路透社等海外媒体全程跟踪，国内各大媒体相继跟上，形成“人造美女”热。

　　点评：一个人愿意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改变自己的容貌，这是个人的权利。但在媒体上能形成“人造美女”热就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第一，这些“人造美女”报道仍然不自觉地强调或渲染女性的生物特征、身体形象以及外在美的意义和价值，包括“人造美女”可以在社会有更多的机会。这与以往被批评的“挺不起胸，怎能抬得起头”的广告在本质上一样，是以身体形象来否定女性的生命多样化的意义或者成为增加女性价值的一种砝码。第二，一些媒体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美容整形的风险，不注意去探讨这种“人造”对女性健康的危害。这时媒介与广告便一起以牺牲妇女健康为代价制造了“美女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