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凌星光

　　日本国内政治潮流有向重视亚洲和理性对待国际关系转化的趋势，中日关系可望迎来相对温热时期。中国政府需要在历史问题上促成良性互动，以大国心态抑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推动务实性的中日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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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由于国际上出现后冷战时期，日本政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重大变化，由自民党统治时期进入了各种政治势力重新组合的过渡时期。因为政局相对动荡，政治家忙于应付选举，无瑕顾及国家战略，中日关系也就进入了相对冷却时期。但从四股政治潮流动向来看，这种时期可望于近期结束，而迎来相对温热时期。

　　日本的四股政治潮流

　　第一股政治潮流是亲美国际派。他们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外交上紧跟美国。亲美国际派认为，在近代史上，日本什么时候与美国关系好，什么时候日本就繁荣昌盛，什么时候关系不好，什么时候就遭到挫折。何况，现在美国是唯一超级大国，“天下无敌”，日本的国家利益就在于紧紧地追随美国，视日美安保条约为至上。这一派在战后日本政治史上一直占主流，小泉首相的所作所为基本上沿袭这派主张。

　　第二股政治潮流是亚洲国际派。他们也基本上肯定战后民主改革，并主张国际协调。但他们重视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这一派又可分为旧亚洲国际派和新亚洲国际派，前者是在意识形态上同情社会主义，以旧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而新亚洲国际派是从21世纪日本国家利益考虑积极主张与亚洲国家加强团结，其代表性政治家就是加藤紘一。他主张美中日之间建立正三角关系，以利于开展独立自主的日本外交。

　　第三股政治潮流是理性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上倾向于民族主义，对战后民主改革采取批判态度，认为美国强加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应该修改，战后教育改革使日本失去民族精神，亦要重新审查。但在国际关系上能够理性对待，认为日本必须与亚洲国家搞好关系，特别是要与新崛起的中国搞好关系，共同努力构筑东亚经济圈，甚至东亚共同体。这一派的代表性政治家是前首相中曾根康弘。

　　第四股潮流是极端(或者右翼)民族派。他们在国内政治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上与理性国际派相同，但感情色彩浓厚，呈现新国粹主义倾向。因而在对外关系上以日本为中心考虑问题，既有反美情绪，又有强烈的反华情绪和言行。他们老是想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排除中国在外的东亚经济圈，以对抗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日本的压力。其代表性政治家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与中曾根一样强调日本的国家理念和国家战略，不同点主要表现在对外关系上。

　　亚洲国际派和理性民族派渐强

　　这四股政治潮流是一个抽象概念，具体到人的政治态度，除了个别顽固者外，一般是随各个时期的形势变化而变化，不能静止地看待他们。近一年多来的发展趋势看，以经济界和知识界为中心，出现亲美国际派向亚洲国际派靠拢的现象。另外，也出现了极端民族派向理性民族派靠拢的现象。而亚洲国际派和理性民族派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比如，中曾根在年初电视对话中，批评小泉不顾中国和韩国的国民感情参拜靖国神社，并主张把战犯灵位挪到别处。又在对待东盟国家问题上说，日本和中国不应该有主导权之争，要日中两国共同团结东盟构筑东亚经济圈。又如，加藤明确反对派自卫队到伊拉克，并主张搞好中日关系。

　　之所以发生这样变化，是因为有以下因素所促成。一、中国新政府的政治姿态稳健，对日本产生了“亲和感”；二、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政府虽坚持原则，但理性应对；三、日本的对外经济战略重点从美国转移到中国(去年，日本对华出口首次超过对美出口)；四、中美关系的改善，使亲美国际派容易向亚洲国际派靠拢；五、对日战略新思维的讨论，使日本感到中国依然重视日本；六、日本经济复苏，使日本增强信心，新国粹主义的社会基础有所削弱。

　　以大国心态抑制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中日两国实现战略性合作乃是时代的要求，但目前仍然处于相对冷却时期，需要两国政府和有识之士艰苦努力。笔者认为，目前在中国方面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在历史问题上要促成良性互动关系。我国已调整对日战略，以示良好姿态。日方尚未作出正面反应，但日本舆论正在发生变化。我们要坚持原则，耐心等待，切忌无原则地让步。

　　其次，以大国心态抑制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日本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不断挑衅我国人民，我们对此要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但决不能以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来对待极端民族主义。

　　第三，“务实性”中日往来不宜受历史认识问题的干扰。“务实”乃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重要途径，日常性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不能因有历史问题而受影响。务实性往来最终能够化解政治症结。

　　第四，让日本在东亚经济合作上起一定的指导作用。日本的政治体制决定，日本首相或政治家需要在国际上发挥指导作用。我国要从东亚大局考虑，不宜处处反对，适当满足其需要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