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特约主持刘骅辛 嘉宾：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主持人：通读温家宝总理在两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一种以人为本、情系民生的气息扑面而来。如关注就业和社会保障，再次强调农民增收，对于政绩观和行政职能转变的解读等等。您对此如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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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天勇：不妨这样看，此次政府工作报告体现了一种以政绩观的转变来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的姿态和思路。首先，我们可以从今年的工作目标来观察政府政绩观的取向。如报告强调提出要加大社会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工作力度，进一步改善人民生活。人们都高兴地注意到报告中还涉及了和老百姓关系很密切的敏感话题，包括解决城镇房屋拆迁问题、农村土地征用中的问题，提到了切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问题，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记得前一段时间社会上非常关注这些话题，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总理就在工作报告中给出回答，让人感动。

　　这届政府更加注重农民，更加注重经济收入比较低或者是处在经济位势比较弱的百姓的利益。拆迁、克扣工资都与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有关，当短期经济利益和百姓根本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坚定地站在老百姓这边，总理报告清楚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精神。

　　主持人：2003年，我们实现了9.1%的GDP增长。相比于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界对未来几年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的乐观预期，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200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定在一个似乎略过于冷静的7%的数值。您怎么看待其中的“落差”？

　　周天勇：过去的一年，我们对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体系有了很多的总结和反思。此次报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反思之后的结果。我想，之所以预定7%的目标，有这么几方面的用意。一是留有余地。过去有一个现象，中央提9%，底下各省就提10%，各市就提12%。中央把它定为7%，就是以免各地把速度搞得过高。再一个是因为今年要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要控制上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老去搞大马路、大广场、豪华楼，通过这个来拉动经济是不行的。再者不能欠资

　　搞工程，也不允许以很低的价格从农民手里拿地去发展经济。

　　我们宁可要一个健康的发展，哪怕速度低一些，经济要健康，农民工要拿到工资，农民的土地利益要照顾，不能搞那么多的失地农民，7%的速度就是要照顾这些。第三方面，今年也面临着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出口退税的改革，因为退税要降低，影响着出口的积极性。

　　主持人：正确的政绩观首先是要立足于对发展观的认识。对GDP认识的转变就很能说明问题。

　　周天勇：现在，我们基本可以形成一个初步的共识：GDP不代表发展，很多问题GDP反映不出来，比如说收入差距、失业率高低、公共卫生、教育发展、生态环境等等。其次，政绩观本身也需要统筹，总理的话是针对现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地方可能搞了一些形象工程，大马路、大广场、大草坪，一看不错，但是当地收入差距在拉大，失地农民在增加，这说明你表面上经济发展了，但是实际上没有发展。所以不能通过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来搞经济发展。再一个，有的地方大量举债，超越政府的还款能力搞发展，这给后续的发展带来很多的问题。讲正确的政绩观，就不能超越自己的能力进行发展，不能做表面文章来发展，要把发展理解为全面的发展。

　　主持人：总理报告中说“政府的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对人民负责，为人民谋利益，接受人民监督，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这也引起了人们格外的关注。这种姿态恐怕已不仅仅是为了塑造一个“亲民形象”吧。

　　周天勇：是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早已为政府职能确立了基本精神：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是指教育、卫生等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社会管理则包括城市管理、社会治安等。原始社会没有政府，每家分散弄几个“保安”和“园丁”来保护，成本很高，也不公正。因此有必要搞一个政府，大家一起出钱养这个政府，让它为大家服务。我给你点公共权力，但这是要为我服务的，不是说要弄一个政府来坐在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就是现代政府产生的原因和理念。但是有一个问题，政府的部门、官员和公务员也有自己的利益，有时候公共权力容易和部门及个人利益相结合，就产生贪赃枉法、不正之风。第二个问题，我拿了你的钱但是懈怠，用总理的讲法就是少干活、不作为。我把钱给你来养活你，我要监督你，你要好好为我工作，这就是现代政府和公共权利，和老百姓的权力制衡。之所以要有人大代表，要老百姓来监督你，就是体现这种原则。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利益，或者是拿了纳税人的钱不作为，这都是人民不允许的，这充分体现了现代政府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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