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山

　　巴金是1924年春从上海到南京，考进当时的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念了半年补习班，转入高二，1925年高中毕业。我是1936年秋从山东到南京，考进当时的中央大学实验学校初一，1943年在贵阳国立十四中高中毕业。十四中是中大实校的后身，东大附中则是中大实校的前身。现在这三个学校的师生，都算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校友，巴金自然是我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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辈老学长了。

　　还有胡风，也是我的前辈老学长，他和巴金曾在东大附中同学。巴金在《随想录·怀念胡风》一文中回忆说：

　　他是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的同学，我比他高两班，但我们在同一个课堂里听过一位老师讲世界史。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活动分子，在校刊上发表过文章，有点名气，所以我记得他叫张光人。但是我们之间并无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一九二五年我毕业离校前，在上海发生了“五卅”事件，我参加了当时南京学生的救国运动。不过我不是活跃分子，我就只有在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中写的那么一点点经验。胡风却是一个积极分子，他参加了“国民外交后援会”的工作，我在小说十一章里写的方国亮就是他。虽然写得很简单，但是我今天重读下面一段话：“方国亮痛哭流涕地报告这几天的工作情况，他竟激动到在讲坛上乱跳，他嘶声地诉说他们如何每天只睡两三小时，辛苦地办事，然而一般人却渐渐消沉起来……方国亮的一番话也有一点效果，散会后又有一些学生聚集起来，乘小火车向下关出发……”仿佛还看见他在讲台上慷慨激昂地讲话。

　　关于这段历史，胡风在1983年3月为母校撰写的《我所知道的东大附中革命运动的情况》一文中也有回忆，他说：

　　我是一九二三年春从武汉到南京的，最初进东大附中补习班，半年后考入了附中高一……大约在一九二三年冬，我由共产党员、东大学生苑希俨介绍，加入了共青团(初叫社青团，SY，后改名共青团，CY)。……我们当时所参加的主要革命活动：一是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召开的追悼大会。这会开得相当成功。我写了一首诗《死去的太阳》，在当时的公祭会上由附中教员穆济波朗读，我因参加街上的示威活动，没有在场。这首诗发表在当时的附中校刊上。二是孙夫人和孙科从北京回广东途经南京。南京的国民党员(左派，其实都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过江的小轮船上向孙夫人致敬。第三件大事是“五卅”运动。附中每星期一举行一次周会，有半小时的报告，讲一周内校内外大事。“五卅”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一。就在这次周会上，由党团员发起了游行示威，这在南京是最早的。我们还发动了下关和记洋行(英国资本家办的)罢工。同时发动洋务工人总罢工，举行了游行示威。当时我们亲自到和记洋行去做宣传工作。……一九二五年秋，……离开了东大附中，到北京上了北京大学。

　　当时读高二的时名张光人的胡风，不认识读高三的时名李尧棠(字芾甘)的巴金，当年的李尧棠对张光人却留有深刻印象。他们都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但巴金文中没有提到胡风的诗作《死去的太阳》，胡风文中也没有提到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巴金写于1930年的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现在不难看到，但胡风在1925年曾写有一篇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的诗，题亦为《死去的太阳》，却鲜为人知了。

　　巴金当年是否也参加了那次孙中山先生的追悼会，并听了这首诗的朗诵，或者是否曾在东大校刊上读到过这首诗，现在还不清楚，但推想起来都是很可能的。从胡风的诗歌《死去的太阳》到巴金的小说《死去的太阳》，而在巴金的《死去的太阳》中又留下了青年胡风生动的身影，看来不像巧合，不管怎样总是一段文坛佳话。可惜的是据胡风的子女晓谷和晓风说，当年的东大校刊已无法找到了。

　　巴金对于母校极具深情，曾多次向南师大附中赠书，并应邀题词，和校友会负责人吕鸣亚、许祖云也时有书信来往。南师大附中80周年、90周年、95周年和百周年校庆，均出有回忆性纪念文集，书名《青春是美丽的》就是巴金为母校题词的手迹。

　　说到巴金为母校题词，又有一事可记了。1992年是南师大附中90周年校庆，校园里将建立巴金雕塑铜像，请巴金题词，巴金屡辞不果，寄来“掏出心来”四字。校友会曾去信建议是否可改为“捧出心来”。但巴金回信说：

　　我的意思还是“掏出”好，我不赞成用“捧出”。我不会“捧心”的。倘使您不喜欢“掏出心来”，那么就用另外四个字“愿化泥土”也行。我说老实话，请你原谅。

　　这不禁使我们想到他在《〈真话集〉后记》中说的：“我所谓‘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以及他在《〈无题集〉后记》中说的“大家高谈阔论有什么用，倘使不把自己的心掏出来”？巴金主张的“讲真话”、“说真话”，实际上就是他坚持的“掏出心来”。

　　谁知只是主张“讲真话”，却也给他惹来麻烦了。我曾应冯牧、柳萌之邀，为他们二位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学争议代表作品丛书》编辑了其中的杂文卷上下二册，出版社命名为《醉眼中的世界》。书中有一个专题就是关于“讲真话”引起的争议。我在对这个争议的“简介”中写道：

　　提倡“说真话”，竟也会引起争议，实在让人感到诧异。但居然就有。

　　这个争议大概是巴金老人惹起的。他在一九七九年秋冬连写几篇主张“说真话”的文章，总题《随想录》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后来更把《随想录》的第三集干脆命名为《真话集》。

　　不料反对的声音便随之而起了，或明或暗，或隐或显，虽未点巴金大名，但矛头所指是不需明眼人就可以看出的。仔细听去，所持理由不外是什么“讲真话不等于讲真理”或“讲真话不完全等于讲真理”。

　　这次争论，我以为是事关重大、而且意义深远的。因此将巴金短文和别人的争论文字选录如前，并将拙作《讲真理的困惑》一篇，附在骥尾，他年或可供批判之用。

　　拙作《讲真理的困惑》写于1993年，发表在1994年1月的广州《随笔》杂志上，也算是一个晚辈校友对巴金老学长的迟到的声援。我在文中指出，“要而言之，我的确认为讲真话和主张讲真话，在一般情况和正常情况下，是完全无可非议的。”“既然如此，讲真话和主张讲真话，就应该没有什么可怕。如果一听到有人讲了真话或有人主张讲真话，便惶惶不安，以为大事不好，定将危及国家民族，这种精神也许可嘉，心态却不够健康，应求改进才是。”

　　文章到此已可结束，但总觉得意犹未尽。联想到“掏出心来”一案，便又加写了下面一段：

　　去岁十月，我应邀南下参加母校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九十周年校庆纪念活动，适逢前辈老校友巴金的铜像在校园内落成，基座上有他的亲笔题词：“掏出心来”。不禁又引起我的困惑，他老人家也真是，“讲真话”的事还没完，又要“掏出心来”了。会不会又要招来“真心”、“假心”、“红心”、“黑心”的大辩论呢？

　　但愿不至于。阿弥陀佛！

　　后来我托人把这本《随笔》带给了巴金老学长，不久就收到了他送给我和我老伴李昌荣的一部《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版，五册一函。上面有他的亲笔署名“巴金九四年十月”。我把这部书看作是一位前辈老学长送给一个晚辈校友的最珍贵的礼物。

　　适逢他老人家的百年华诞，我谨以这篇短文为巴金老学长祝寿！

　　稿件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