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民间基础教育办学的同时，配套地开放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只要两者都放开，未来民办教育与官办教育之间的竞争，就不在于是哪张试卷或哪本文凭。
从近期看，如何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和保护农民进城就业权益等问题，目前正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但事实上，我国数亿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最终还是需要依靠教育的促进。问题是，义务教育或农村义务教育的现行体制中的障碍如何革除，哪些人或
哪些力量愿意为这份事业作出不懈的努力？
尽管现在有所谓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但是大家公认，农家的孩子要有出息，最有效、最可靠的办法还是在读书一途。对于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大家很重视呼吁政府提高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并且治理乱收费。但除此之外更重要的还有以下两项。
首先是现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据教育部长周济介绍，过去五年来中国的教育投入增长从2.55%上升到3.41%(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为5480.03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3491.4亿元，占GDP比例为3.41%)。但是农村地区孩子因为交不起学费或没有老师而辍学的情形却越来越严重，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地方官员大量地把教育经费挪作“经济建设”费用。工资被挪用了，教师就会被迫加收学生的课本费和补课费，或者干脆“辍教”去外出打工挣钱。官员为什么敢挪用？因为“经济建设”能即时凸现官员政绩，而教育效益的显现则需要一段时间，甚至可能超出他的任期。因此，在体制上，一方面要把“协调发展观”引入官员的政绩考核，另一方面则要加强地方人大和社会舆论对财政支出的监督。
其次，教育经费使用效益不高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农村适龄学童厌学、弃学(大量集中在初中还没有毕业这一阶段)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因此我们主张：开放教育家办学的政策环境。目前的义务教育或基础教育办学模式，从承办主体上看，是“学官”办学，从教学内容上看，是统一的标准化的传授。这两者结合，当然有施教比较规范和讲求效率的优点，但也造成单一化的流弊，许多不能适应这套规范和标准的学生就被打低分、视为差学生、留级，他们自己就慢慢厌学，自我淘汰。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针对学生特性而给予适宜的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施教传统在我国源远流长，但这股源流在标准化的官办教育体制下已近枯竭。因此，当前最要紧的是开放民间教育家办学的政策环境，让他们能够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独立自由地选择办学模式和施教内容。这里我们应打消若干顾虑。
一是担心现今社会没有教育家。这是“因果倒置”的思维。因为我们只有官办、没有广泛开放商办，所以缺乏教育家生存的土壤。其实，具有培育学童想法和技能的人士在我国从来就有，我们过去有很多的书院主持或私塾先生，现在也不乏具有现代知识背景和教学方法的想要献身民间教育的人士，包括许多具有致力于非赢利教育、为社会立功德的有钱人，但是，目前的办学政策限制了他们。
二是担心这类学校招不到学生，因为它的教材和方法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不衔接”，家长们担心学生将来考不上学。所以开放民间基础教育办学的同时，我们主张配套地开放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允许不同的高校有不同的考试、招生的办法和标准。实际上，只要两者都放开，未来民办教育与官办教育之间的竞争，就不在于是哪张试卷或哪本文凭，而在于学生走向社会之后所展示的工作能力或学术素质。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历史的经验还是世界的实例，都证明民办教育的活力不低于官办教育，犹如民企的活力不逊色于国企一样。
三是担心民办学校的教材内容跟不上时代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因为政府毕竟有能力集中“最好的专家”编写和审定“最好的教材”。其实，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因为学生特性不同，不同学校和教育家对各自的教育思想(比如学校不同校训也不同)、教学方法和培育重点的强调往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因此可能就没有什么“最好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