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虹
学优则仕，曾为传统。中国从汉朝开始开科取士，贯彻落实孔子他老人家“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的主张。作为一种人才选拔机制，安排有学问的人成为政治精英，自有其合理有效的一面。一个健康的社会，恐怕没有任何理由出现学不优则仕的现象。
在最近20年来的改革中，一批批学术人才纷纷走上管理岗位，学者型、专家型领导以群体的形象出现在政坛上，对社会生活的理性化、民主化推进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且，随着全国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各地引进使用高学历人才、高知分子的力度还在不断加大。去年，国内有几个城市的政府部门甚至出台政策规定：取得博士学位可直接被任命为副处级以上领导职务。可谓“学而优则仕”的现代版。
但，社会生活各方面都需要学而优者，不要说现代高新技术，就是古文字、考古这些看似与国计民生没有直接关联的领域，也需要有一批优秀人才专心致志向学。大家都往官道上挤，客观上耽误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和发展。人才有别，学有专攻，绝不是所有教授、学者都可以从政做官的，一个研究莎士亚的专家不一定能当好文化局长，一个建筑学教授也不一定能当好建设厅长。特别是由于政治学、社会学等与社会事务紧密相关的专业在中国停顿了几十年，现在学优胜仕的多为技术专家和人文学者，他们的知识结构和专业能力本来就与公共事务管理有相当距离，所以很好的专家与合格的官员是两回事。事实上，也确有一些优秀的学者并不能称职地担负领导工作，既荒废了专业，又没有高效工作，实际上是人才浪费。如果做官还继续是唯一的人才认证标志，学优是做官的“终南捷径”，专家们就不可能跳出这个怪圈。
两会代表呼吁莫逼专家都做官(见本报昨日报道)，有理。要医制度之疾，还得从制度入手。第一，建立与现代社会多元结构相适应的人才评价与使用机制。学而优，意味着具备某种能力和专长，可为仕，可从商，可治学，可悠游天下，多元化的社会应该能够给每个人提供可以选择的适合空间和值得选择的理由；第二，以职位与能力的匹配原则严格选拔官员。人才使用，最佳境界是合适的职位用合适的人，如果恰好又是学而优，善哉善哉。（侯颖／编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