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今报法治版对沈阳禁讨区的设立进行了讨论，并引发争议，相似的是，《新京报》和北京亚太经略市场研究公司也在3月2日至6日联合进行了一项抽样调查，有64.9％的市民赞成设立禁讨区。（3月9日《新京报》）
无独有偶，《南方都市报》3月7日“乞丐如何管请你说说看”的小调查吸引了热心读者的积极参与讨论，3月8日，记者抽取参与讨论的52名读者观点进行总结，发现有53.8％的
市民赞成应在大中城市设禁讨区（3月9日《南方都市报》）。此前，《南方都市报》与深圳一家专业调查公司的联合调查显示，有89％的深圳市民支持设立禁讨区。
应该说，这样的调查是无可厚非的，毕竟，调查本身就是为了知晓城市市民对设立禁讨区的态度和意见，更何况，调查也确实会达到这样的效果。同时，这样的调查结果也是无须质疑的，媒体的参与使调查结果的真实性有了可靠保证。但是，对于这样的调查，我却有一个深深的担心，那就是其可能会成为决策者决策时的参考依据。要是那样，设立禁讨区就又多了一条“民意”的理由，乞丐在城市的命运又多了一层“阴影”。
对市民的禁乞调查只能是禁乞讨论的“内容”之一，不能成为禁乞讨论的“全部”。因为，在禁乞调查中，我们只听取了市民的意见和观点，而没有听取乞丐的声音表达。乞丐，作为禁乞讨论的“主体”，如果没有他们的声音表达，这样的讨论是不公平和不公正的，也是没有实质性意义的，是一种“伪讨论”。
所以，在对市民进行禁乞调查的同时，我们的媒体还应该有来自乞丐方面的声音表达，比如乞丐真实生存状况的调查、乞丐对设立禁讨区的看法等。只有这样，媒体向公众展示的才不至于是不对称的信息。
或者，我们的媒体应该让市民先看到乞丐真实生存状况的调查和报道，然后再对市民进行禁乞调查。这样的调查结果会更趋于公平和公正。
讨论之后会有决策。在决定一个群体的命运时，假如我们不让这个群体发表任何意见，这是典型的强权逻辑和霸权逻辑。如果禁乞讨论中没有乞丐的声音表达，我们的禁乞决策就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强权逻辑和霸权逻辑。与此同时，由于乞丐是这个社会中的“极少数人”，即使在禁乞讨论中充分听取了他们的声音表达，我们也不应该简单地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相关决策，不然，民意很有可能会被异化为“多数人暴力”。
所以，禁乞讨论不能没有乞丐的声音表达，而禁乞讨论有了乞丐的声音表达以后，我们还要防止禁乞决策中“多数人暴力”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