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专刊：今日浙商会否变成昔日徽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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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3月13日12:22 人民日报·华东新闻《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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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浙江人经济”透析之一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
吃苦耐劳，背井离乡创业，财富与名声显赫……如今的浙商与昔日的徽商，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或许，这样的担心过早了一点，因为：一则，世易时移，如今的浙商不可与当年的徽商同日而语；二则，浙商无论在省内还是在省外发展，对全国发展是有利的，对浙江的产业提升也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7000多亿浙江民资涌向全国(此处请作链接处理，文附后见“链接1”) “浙江模式”出现两条新路(此处请作链接处理，文附后见“链接2”) 撰文/汪晓东
在探讨“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的话题时，有人冷不丁提出一个疑问：今日浙商会变成昔日徽商吗？ 要真的比较起来，这两者其实有许多根本性的不同，没多少可比的。不过，从某种角度看，他们的吃苦耐劳，他们的背井离乡创业，他们的财富与名声在全国的显赫，似乎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那么接下来的担心，也就好像顺理成章：当年的徽商在外面是何等富可敌国，然而对他们的家乡而言，似乎只带来了无数雕梁画栋的宅院，而并无产业上的联系；那么，今天的浙商是否也会像徽商一样，在家乡除了留下豪宅，不再有其他的产业？ 记者就此话题，与一些专家学者作了探讨。 对区域协调发展有好处 浙江省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认为，没有必要把“浙江人经济”的问题看得太重。他甚至不赞成提“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这种提法在理论上是否能够成立？”他说，首先是要搞清楚资本的跨区域流动与跨国流动有什么差别，前者涉及区域共同发展的问题。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祥荣则认为，这其实是个利益立场的问题，就是你是站在浙江看还是站在全国看这个问题，还要看企业是为什么走出去的，是因为环境制约发展而走出去的，还是其他原因。资本本身就具有流动性，企业家总要把资金投向利润率高的地方，而这对国家而言也是有好处的。 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说，据他了解，在外的温州人去年创造的产值约为560亿元，相当于温州GDP的一半左右。他估计，在外浙江人创造的产值应相当于浙江GDP的20%左右。他认为，从全国来看，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是市场在配置资源。 “浙江人经济”对浙江总体上有益 张仁寿说，现在就担心浙商会成为当年的徽商，进而担心会发生“产业空心化”，这未免太早了一些。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流进流出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反映了浙江企业家对市场和商机的把握。而且，浙江资本流动也是双向的，浙江有好的项目，有些资本也会回流的。看问题不要那么悲观，古代有些商人，有了钱，或置地或买官，因此逃脱不了历史的宿命。现在，“浙江人经济”的总量越来越高于“浙江经济”，但浙江人可能也越来越富。 浙江省委党校软科学研究所所长盛世豪认为，对“浙江人经济”要分一分类，不要笼统地讲“浙江人经济”。他认为，浙江出去的企业至少有这样三类：一是控股一些省外的配套企业，以降低成本，尤其是原材料成本，而生产基地还在浙江；二是将企业总部搬到大城市，寻求在更高层次发展；还有一些企业因为土地、能源等受制约，生产成本走高，于是把企业迁出。在这三类企业中，第一类比较多，而且对浙江本身的发展也有好处。而后面两种情况可能对浙江会有影响，但这是企业为追求更大发展做出的选择。作为政府，应当营造更加有利的环境，让企业留下来。 走出去的企业不是浙江经济的主体。当然，一些企业把总部搬到大城市，生产基地还在浙江，这对浙江的产业升级有好处。而且，走出去的企业越多，与外界的联系就越广，对浙江企业而言，可以利用的资源就越多，也为没有出去的企业提供了发展空间。因此，“浙江人经济”总体上是有好处的。 解决原有优势弱化的出路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说，从目前情况看，浙江的制造业层次还不很高，与国际大企业的关联度还不很强，这方面与苏南地区有明显差异。浙江的制造业中，消费品(生活资料)的产业比重很大，而近几年国内市场消费需求不强，浙江制造业当然会受到影响。相反，资本品(生产资料)的寻求却很旺，而这在浙江却比较薄弱。因此，需要完成一个提升，即由消费品的制造业提升到资本品的制造业。产业要提升，市场要开拓，资本要寻求更加有利的投资场所，这就是浙商要往外走的内在原因。 张仁寿指出，也应看到，浙江原先的有些比较优势在弱化。浙江人原来津津乐道的优势，比如体制活，浙江人精明而勤劳，搞小商品和轻工业特别有效率，等等，有的在改变，有的在弱化。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发展民营经济，而小商品的利润也越来越薄。浙江要适应这种变化。 从国外情况看，资本流出大的一般都是发达国家。但是，发达国家资本流出多，流入也多。浙江的担心是外资流入不多。去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不到50亿美元，与江苏差距很大。浙江为什么引进外资不多？有人分析其中原因说，一是民资比较丰裕，二是浙江人算得太精，三是浙江本身的产业层次不高、规模偏小。当然也有人认为，以前浙江人对外资的重要性有不同认识，有一种说法是，浙江在吸引外资上“政府急，民间不急”。 张仁寿强调，通过吸引外资提升浙江产业档次，这一点十分重要，也是“浙江经济”与“浙江人经济”之争带来的启示。完全依靠内资提升产业层次，速度不会很快。当然，提升产业层次的问题比较复杂，比如人的问题，浙江人比较适合做小商品，但要真的搞IT业、重化工业、汽车业，是否也能像小商品那样有竞争力？ 同样的土地面积，或者同样的产品总量，如果产生的利润越来越低，那就没法遏制资本的外流。而如果随着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出去，引进大批外资，进而提升浙江的产业层次，创造出新的比较优势，那么，对浙江资本大量流出的担忧就显得有些多余。当然，这有赖于不断优化能够吸引外资进入的发展环境。 重视徽商提供的启示 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指出，古徽州的情况是两头“在外”，徽商的商业行为与家乡联系不大，特别是到后来，连商品也不在当地生产了，徽商与徽州实际上已经脱离关系，徽州仅仅是出人而已。因此，浙江可以从当年徽商的历史中吸取到这样的教训：要想把走出去的浙江人吸引住，就一定要与他们保持经济关系。如果没有经济联系，而外面赚的钱更多，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就比如当年在上海的江浙财阀，大部分就不回去了。 杨建文说，怎样让浙商对浙江经济产生带动作用？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产业结构的转型。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那些受土地要素约束小、前景又比较好的产业。浙江必须实现新一轮转型，改变过去粗放式的生产方式。 杨建文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资金往可赚钱的地方走，这就是浙商与徽商相近的地方。因此，要避免浙商成为当年的徽商，就要不断创造让浙商回流的平台。当年的徽州没有这样的平台，这是徽商没有回流的根本原因。当然，要保证这个平台的有效性，最重要的是产业条件和制度条件，产业要有前景，体制要更有活力，这样的平台就可以把“浙江人经济”和“浙江经济”很好地结合起来。 葛剑雄认为，徽商的衰落，有政治的原因，比如政府改变了盐的配额，盐商最大的靠山没有了；也有交通方面的原因，比如津浦铁路的开通，运河的漕运就废掉了；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上海开埠后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产品的冲击，而徽商没有“与时俱进”，没有开发出新的商品，这样，原来的市场就慢慢萎缩了。因此，这也是一点启示，就是要以变应变。比如当年的广东商人，就是及时吸收了新的商业模式，到大城市做百货，生意做得很大，昔日上海南京路上的大百货店，很多就是广东人开的。 浙商的特点是，他们挖掘“第一桶金”的本领很强。因此，浙商也不必总是把眼睛盯在上海，可以到其他地方寻求发展。经济发展的梯度总是存在的，有梯度就有商机。浙商应该到更广阔的舞台上一展身手，寻求更大的发展。 链接1 《长三角》：“浙江人经济”透析之二 7000多亿浙江民资涌向全国 www.sina.com 2004年3月11日12：00人民日报·华东新闻《长三角》专刊 □撰稿/潘海平 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 “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许多人的共识 “浙江人经济”是什么？ 去年下半年曾经出现过“把‘温州人经济’转化为‘温州经济’”的说法，想必，“浙江人经济”的概念源于此。因为，一般认为，温州模式在浙江具有某种代表性。不过，由“温州人经济”延伸到“浙江人经济”并非简单地套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对浙江新一轮发展的思考。 “浙江经济”和“浙江人经济”，仅一字之差，在内涵上却有很大差别。要弄清楚，有一条捷径就是辨析GDP和GNP。 众所周知，GDP是一年中本国(本地)国民和外国人(外地人)在本国(本地)所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是考量经济发展水平的最重要的指标之一；GNP是一年当中由本国(本地)国民在国内外(本地区内外)新生产的商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总和。 对照GDP和GNP的异同，“浙江经济”的概念立足点在地域，是陆域10万余平方公里和海域面积26万余平方公里的浙江省范围内，浙江人和非浙江人创造的经济总量；“浙江人经济”概念的立足点在“人”，是近4700万浙江人在浙江省内外创造的经济总量。 骄傲过后的忧虑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有两件事情让浙江感到骄傲：一是，浙江凭借先发优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二是，至少有300万浙江人活跃在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做生意赚大钱。 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尽管这种“骄傲”在继续，但是，一种“焦虑”也开始蔓延。那就是，浙江人走出浙江，已经不是当年“年初赤条条出门，年末腰缠万贯回家”那样做的全是净赚的买卖，而是大批上规模、上档次的企业，带着资金、人才、产品、项目“离家出走”，直接把金蛋下到别人的地盘上。 据统计，截至目前，在上海滩，有5万多家浙江企业在发展，其中有一定规模的达2000多家。平均5家在上海注册的外省市企业中，就有一家来自浙江。在上海经商的浙江人达25万人，所办企业注册资本达610亿元。浙江许多大企业如杉杉集团、均瑶集团、华立集团，纷纷把总部迁往上海。 在重庆，由鞋业巨头温州奥康集团牵头，联合其他企业投资10亿元打造的“西部鞋都”已奠基。 在北京，全国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最大的灯具市场、奥运场馆等项目背后，都闪现着浙江人的身影。 在全国，北至黑龙江，西达新疆，南到海南，无不有浙江民间资本扩张的事例。有数据表明，自“九五”以来，浙江已有7000多亿元民间资本进入全国各个领域。仅温州一地的不完全统计，已经有超过1000亿元资本流向外省市。 此外，近5年浙江新批境外投资项目611个，是前20年总和的1.3倍，对外投资达1.42亿美元。据现有的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底，浙江已在10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境外企业1081家。外经营业额从1997年的2.3亿美元，达到当年的10.5亿美元，增长3.6倍。 不言而喻，面对汹涌的“资本外溢”，起初，浙江有些地方政府的感受是复杂的，不解、烦恼乃至怨天尤人，各种招数也纷纷出笼：有的苦口婆心地劝解挽留；有的许以优惠；个别地方甚至用起“穿小鞋”的办法……然而，当时间渐渐过去，人们在深入的思考中发现，流动性是资本不可或缺的天然禀赋，当资本扩张的欲望与所在区域的资源、空间发生矛盾时，其外溢也就无法回避。 “能源荒”比非典更可怕 “浙江人经济”甫一提出，就被许多人怀疑为是“资本外逃”的正面表述。或许，“浙江人经济”比“资本外逃”和“资本外溢”听起来都要柔和得多。不过，资本从浙江流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并非完全是负面的概念，而可能蕴涵着某种必然。 浙江经济能够超越国家投资少、资源贫乏等诸多局限获得持续多年“井喷”式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七山二水一分田”的浙江，近20多年的发展令人惊诧：从1978年到2003年，GDP年均增长13.1%，比全国平均增幅高出3.7个百分点；人均GDP从331元增加到19730元，按同期汇率已达2383美元。去年，虽受非典疫情和持续干旱缺电的严重影响，浙江的经济增长仍然取得自1996年以来的最高增幅，达到14%；全省GDP生产总值突破9000亿元大关，达到9200亿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浙江原来的先发优势已经难以快速牵动浙江经济这列越来越庞大的列车。经济发展的“硬件”制约开始浮出水面。新世纪伊始，在经济呈现出裂变增长态势的浙江，“成长的烦恼”接踵而至。 土地、能源、人才乃至水等重要生产要素全线告急。 浙江现有耕地3188万亩，划定基本农田2711万亩，建设用地只有400多万亩。按前些年平均用地的势头，土地的回旋余地已很有限。温州、台州、义乌等地，数以千计的企业排队等地。绍兴县委书记徐纪平说，按照眼下的发展态势，绍兴县3年之内就将遇到“发展极限”问题，大的生产要素严重短缺，特别是十分有限的土地资源，无法支撑高速的GDP增长。近年，绍兴不得在海涂上围垦了100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解燃眉之急。 “能源荒”是前年以来徘徊在浙江大地的最令人焦虑的阴影。据介绍，去年非典给浙江GDP造成的影响是0.3个百分点，而“能源荒”却达到0.6个百分点。 流动的农民工是浙江多数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职工队伍的主流，成熟的产业工人队伍总体处在缺少状态，给企业的管理和稳定带来困难。而“技工荒”更使不少先进的生产线难以有效运转。在浙江不少地方，出现“10万年薪招不到一个钳工”的现象。 温州真的要“没落”？ 浙江人是最能跑的中国人，温州人是最能跑的浙江人。温州的“资本外溢”当然在浙江显得最为壮观。而恰恰从1998年以来，温州GDP年增长率开始放慢，直到近年GDP增速在浙江排名“倒着数”。于是各种舆论纷起，有人说“温州没落了”，而且，不少人把这些结论归因于温州的“资本外溢”。 然而，温州真的“没落”了吗？由于温州GDP的基数比较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要有10亿元的增量，增速的波动是情理中事。去年，温州全市GDP达到1220亿元，增长14.8%，是6年来最好的；财政收入完成151.8亿元，增长20.2%；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035元，增长9.9%，居全省第一。从具体的数字看，温州经济的发展仍然是“绝对速度”。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同一时期，温州的经济出现了明显变化：一是工业经济整体实力增强。在规模以上工业保持稳定增长的同时，规模以下工业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去年全市工业增加值增幅比上年提高3.6个百分点。二是市场自主扩张成为需求拉动的主力。去年全市工业性投资增长24.9%，农村投资增长68.2%，围绕产业带建设的投资增长68.4%。三是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高。去年1—11月，全市3614家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税98.3亿，增长21%，其中利润54.37亿元，增长24.9%；四是资金供求形成新的扩张，贷款增长旺盛。去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达1312.94亿元，增40.8%，是历年来的又一新高峰。 温州的有关领导认为，资本有获利的功能，哪里有利可图就会往哪里流。认识资本流动要看其流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不能片面地理解为“资金大逃亡”。资本的健康流动能够提升经营者的综合水平，并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运作。 症结在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不过，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浙江人经济”能为“浙江经济”带来什么？最直接也是最容易让人接受的是，不管人在哪里，浙江人的根还在浙江。比如，有关数据统计，春节前的10天之内，外地通过银行汇到温州的钱，平均每天有20多亿元。 但是，“浙江人经济”的内涵远不会如此肤浅。“浙江人经济”催生了“浙江经济”升级换代的内在需求。 面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短缺的矛盾，浙江省提出加快建设“五大百亿”工程，重点破解电、水等供应紧张以及部分干线和城市交通拥堵等突出矛盾。全力拓展腾挪的空间。同时，浙江也认识到，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的“瓶颈”制约，固然与浙江省经济快速发展密不可分，但也与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有很大关系。从能源消耗看，浙江省主要产品单位能耗比发达国家高30%以上，能源利用效率比发达国家低10多个百分点。 浙江省省长吕祖善说，“解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必须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为前提，否则不管建多少能源和水利工程，有限的资源总有断档的一天。可以说，浙江省的要素支撑和环境承载能力，已不允许继续沿袭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加快转变增长方式，浙江这趟快速列车将会有跑不动的一天”。 有人说，当微软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最佳投资地点的时候，美国并没有因此就失去微软，更没有失去微软向外扩张所带来的利益。因为，微软的技术没有转移出去，而它才是微软的财富之源。 对于大多浙江企业来说，“资本外溢”不仅得到了资源、人才和利润，更重要的是走上一条技术和经验积累的捷径。对于这一点，浙江的万向集团公司感受深刻。2000年，万向集团就整体收购始建于1923年的美国舍勒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汽车市场上的三大零部件生产供应商之一。万向集团是在1984年开始与该公司合作的。合作后不久，舍勒公司提出独家代理万向的产品，凡是万向的产品，都必须经过舍勒公司才能出口。万向的“当家人”鲁冠球断然拒绝了这一垄断性的要求，舍勒公司也随之断绝了与万向的业务关系。突然失去舍勒的万向，一下子陷入了僵局：当时舍勒掌握着万向外销的主要渠道，一时间，万向的产品大量积压。 万向美国公司负责人说，“做市场与搞推销在本质上完全是两码事。好比手里有苹果，搞推销是把苹果卖掉完事，而做市场则是要在那块土地上开辟一个苹果园”。 如今，当万向成功地获得了舍勒的品牌、技术专利、专用设备及全球市场网络，舍勒成了万向集团麾下的美国子公司，让万向在美国市场每年至少增加500万美元的销售额。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万向产品有了美国当地品牌、技术和生产基地的支持，这令万向产品几乎是在一夜之间融入了美国市场，而且就此摆脱了受制于人的局面。 省内的，省外的，都是中国的 “GDP记到别人账上，税金缴到别人的口袋”，在浙江，也听到这样一种对“浙江人经济”的理解。不过，在政府层面，一些新的心态由此产生： ———自省心态。“资本外溢”引发的紧张感，让多数政府干部在找了客观原因之后，自然而然地寻找起主观原因。政府在这种深切的体会中加快了职能的转变。经过近年来两轮审批制度改革，浙江省原先的3200多个审批项目，经撤消、合并已减至850项左右。 ———开放心态。在浙江，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浙江进一步的大发展，视野不能局限于本省范围，必须跳出浙江求发展，推动要素配置从内源型向全球化转变。浙江省正加快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积极响应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决策，进一步加强与中西部地区在能源、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与东北地区在资源、市场、人才和产业等方面的合作。此外，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使境外资源和要素为我所用，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赢得更大发展。 ———合作心态。去年底，浙江分别与山西省的大同煤矿以及主要矿区分布在山西和内蒙古一带的神华煤炭运销公司、中国煤炭进出口公司分别签署了煤炭供应中长期合同。按照这个合同，从今年起，3家大型煤炭企业将在现有基础上逐年增加年供应量，到2010年，年供应量将分别比2002年增加1000万吨。也就是说，到2010年，浙江仅从这3家煤炭企业就可以获得至少4000万吨的电煤供应。 ———大局心态。“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GDP也是中国的GDP”，“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财富也是中国的财富”，“浙江人在其他地方创造的繁荣也是中国的繁荣”……这一切正在成为浙江省上上下下的共识。去年底，在呼和浩特举行的浙江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交流会上，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主席杨晶一番讲话赢得在座两地干部一阵掌声。他说，内蒙古近几年将新增加3000万亩耕地，可组织浙江农民和农业企业前来经营，从而形成浙江省在内蒙古的“粮食飞地”；浙江供应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贸产品可以到内蒙古建立加工园区，浙江方面可以把税务机构同时带到园区，从而形成“工业飞地”；内蒙古还可以把新的煤矿交给浙江的企业开发，把生产的煤炭运回浙江，从而形成“能源飞地”。
链接2《长三角》：“浙江人经济”透析之三 “浙江模式”出现两条新路 www.sina.com 2004年3月11日12：00人民日报·华东新闻《长三角》专刊 □撰稿傅白水 在人们热心于争论温州模式前途的时候，以混合经济模式为特点的宁波发展之路，以资本经营为特色的绍兴发展之路，日益清晰地展示于大家面前 资本外流不是浙江经济主流 有一种说法，“浙江是全国不少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这说的是浙江的资本外流。大量民间资本从浙江流向全国各地，成为中西部地区争抢的“香饽饽”，使“浙江经济”变成了“浙江人经济”。 但是，资本外流式的所谓“浙江人经济”，其实并不能代表今日浙江经济的主流。事实上，浙江经济远比一些人心目中的“浙江模式”要复杂得多。 以“小商品、大市场”和民营经济著称的温州模式，近来频频受到“商榷”，关于它是否真的出现了逐渐式微的迹象，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不过，在浙江，活跃着的远不只是这一种模式。 四驱动力成就活力宁波 作为对外开放的重要港口城市和长江三角洲南翼的经济重镇，宁波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发展之路。 宁波的腾飞之路既不同于“温州模式”的全体民营战略，也不限于新“苏南模式”的两头在外之道，更不同于青岛经济中的国有成分独强的态势。 在由中国社科院推出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比较报告》中，宁波的结构与制度竞争力在全国排名分别为第1名、第3名。面对这样的排名，一些杭州人和温州人有些嫉妒，可怎么也搞不明白宁波为何有如此的魅力。 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增长年均达19.7%，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以上；2002年，宁波这个500余万人口的地区以GDP总量1500.34亿元，列全国第12位，人均则进入前4名。2003年发展速度为15.3%，GDP则达到1770亿元。在高速发展中，宁波注重了效益与可持续发展。2003年，宁波工业11项经济效益考核指标继续保持全省老大地位；在5个计划单列市中，宁波的经济效益得分最高。2003年，宁波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在长三角15个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在15个副省级城市中居第3位。 宁波这些成绩的取得，被认为是源自于宁波的混合经济发展道路———国有、集体、民营以及外资均衡的四轮驱动模式。 从1992年起，宁波实际上开始了混合发展的探索。1992年起，宁波比较彻底地进行了企业股份制的改革，至2002年底，全市国有、集体企业改制面达到98.9%。这在当时让许多人惊诧，也让一些人“痛心疾首”。可正因此，宁波的民企与绍兴的民企相似，大多由乡镇企业改制而来，家底远比温州的家庭作坊要厚，这是宁波众多企业后来做大做强的重要原因。 经过毫不手软的“摘红帽”改革，宁波又积极引入股份制、公司制。现代企业制度的适时建立，为宁波企业的迅速壮大打下了制度基础。 目前，宁波个私、民营以及其他的混合型经济实体近30万家，占全市企业总数的91.5%。民资、国资与外资携手共进的案例，在宁波不胜枚举。 2003年手机年销售突破100亿元的波导公司就是一例。“波导”起步时是乡镇企业，成为国产传呼机老大时已是民营资本占主导。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波导”又被国有企业宁波电子集团控股并挂牌上市。如今，“波导”是国有、集体、民营等多方持股的新型混合所有制企业。 宁波各种所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国有(集体)经济在“混合”中增强了控制力，民营经济在“混合”中开始了第二次飞跃，外资经济在“混合”中水涨船高，三者在竞合中提高了各自的竞争力。 宝新公司是宁波“百亿工程”启动项目之一，由上海宝钢集团公司出资54%，浙甬钢铁投资(宁波)有限公司出资12%，加上日本国日新制钢株式会社、三井物产株式会社、阪和兴业株式会社联合投资兴建。经过四期扩建，冷轧不锈钢单厂规模为全国第一、世界最大。 宁波吸引了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美国道化学等化工行业巨头投资，成为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化工生产基地。在浙江，宁波率先实施“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引资战略。目前，宁波的引资量超过全省的13，为全省最多；在贸易方面，宁波创造的外贸顺差和一般贸易出口额均居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首位。 宁波的招商引资与苏南不同，苏南吸引的外企以IT等高科技产业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为主，这些产业多为候鸟型的外企，存在潜在的迁移可能性。而在宁波落户的外企多为重化工业，具有依托港口的特性，投资成本大，迁移困难。这使得宁波的外企抽资的风险比较小，有利于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与温州市制定的“国际性轻工城”的目标定位比，宁波的发展定位似乎更全面，产业升级更快。宁波已初步形成石化、能源、造纸、钢铁、汽车、服装、家电和电子信息等八大产业基地。 近来的一份统计分析报告，将宁波列入了长三角第二梯度的城市。对此，宁波人似乎不太领情。宁波市经委副主任陈克温说：“从GDP上说，宁波早已进入第二梯度城市。宁波这两年经济上来很快，杭州湾大桥的立项建设，又给宁波提供了巨大的机会。宁波的前景，岂是一个排名可以限量？” 资本经营显示潜力绍兴 2003年8月，2002年度浙江非公(民营)企业100强正式公布，入围的100家企业“门槛”为年销售额7.19亿元。令人惊讶的是，谁也没想到一直默默无闻的绍兴竟然有35家民企入围，远远超过杭州的21家和温州的12家。 几乎是同时，浙江省农调队公布了浙江最发达100个乡(镇)的名单，绍兴共有17个乡镇入围，数量居全省第二，以民企上市著称的绍兴县杨汛桥镇则位列榜首。 2003年绍兴的GDP达1070亿元，成为浙江第四个千亿城市。绍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长三角15城市中居第三位。 目前，不大的绍兴市已有上市公司17家。而通过买壳或进行资本控股在海内外上市的，远远超过这个数。如通过买“壳”上市等方式，精工集团已控股3家上市公司。目前，绍兴累计已组建股份公司81家。有人预测，未来几年，绍兴可能成为拥有众多上市公司的一流强市。 这与温州形成对比。至今，温州还没有一家上市民企。 资本运作为绍兴企业的发展锦上添花，资本与财富迅速积聚，上市后企业运作模式的现代化，为绍兴民企的二次飞跃提供了新的平台。 绍兴市政协副主席陈建设认为，绍兴的民营经济可分为三块：一块是原生态的个体私营经济；第二块是合资企业；第三块量最大，是近几年改制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绍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对民营企业的规模、民营经济成分进入的领域不加限制，因此绍兴现在民营经济不仅存在于工贸领域，还投资办教育、公用事业如供水、医院等。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绍兴对国有、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改制，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最大限度地退出；提倡让企业经营者持大股；提倡技术、管理要素参与企业经营成果的分配。到2000年前后，绍兴地区95%以上的企业改制已经结束，国有经济成分从原来国有、集体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全面退出。较为彻底的改制，使绍兴的企业产权清晰、归属明确，建立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 民营企业成为绍兴的中坚力量后，如何进一步让民企做大做强，绍兴政府又引导民企走上了资本经营之路。 绍兴各县(市)都由财政拨款成立了上市办，推进企业上市工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全过程的服务。对企业改制过程中遇到的政策障碍，基本上都由政府出面帮助解决。如政府把集体的股份撤出，为民营企业上市提供配套服务，帮助他们选择券商等中介机构，组织民营企业家去香港、新加坡等境外资本市场考察等。 提到绍兴的资本经营，就必须提到杨汛桥。一个面积不足38平方公里，人口不足3.2万的小镇，竟然有4家香港上市公司，还有绿洲生态农业等拟上市企业。拥有轻纺城、长江股份和精工科技三家上市企业的精工集团，也坐落于此。还有6家企业正在抓紧股份制改造以进入上市轨道。杨汛桥成为绍兴资本经营的经典缩影。 “世界500强，没有一家不是上市公司，没有一家是靠自身积累成为500强的。”杨汛桥的光宇集团(浙江玻璃)董事长冯光成的话，也许预示着绍兴的发展潜力。 相关专题：长三角专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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