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逸中
上马一家汽车整车厂和开间杂货铺，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汽车制造业是个高利税的产业，这就是各路诸侯个个心痒难耐、纷纷一头扎进来想分一杯羹的原因。但是汽车制造业又是一个技术门槛和资金门槛都相当高的产业，更是一个对经营规模要求非常高的产业。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独立切入汽车制造业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凭借雄厚财力近乎一步到位地迈过技术和资金的高门槛，并迅速形成规模经营；二是财力虽然有限，但在看准某个合适的空当之后及时切入、良好经营，凭借短期的高额利润率迅速完成技术的跳跃式升级和资金的滚动积累。经年保持年产量仅数百辆整车的低水平却一直生存无虞，实在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既有优势企业的横空插足，还是新进企业相对更好的市场表现，都足以封杀这些劣质企业的生存空间。尽管汽车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可能导致这种封杀的弱化，但是没有可能造就出当下的这种怪相：这些劣质企业保持存量的趋势看上去颇为坚挺，甚至还显现出了较为强烈的增量动能。于是在人大和政协这“两会”上，就有一些代表、委员要求国家提高市场准入标准，要求政府出面对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叫停”。
问题是，劣质企业的这种反市场怪相，本身就是市场资源配置功能失效的明显症状，而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失效，往往正是源自于行政角色的不适当介入。非商业性投资主体在所难免的非商业性诉求，决定了投资行为的非商业性色彩，投资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行为，而是在一定程度上演变成了政治行为。于是基于行政干涉的不计代价的输血，依靠行政干预阻挠破产和抗拒兼并，就无足为怪地催生出了一个个生存质量低下的汽车制造企业。
政府的职责限于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限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一般规则，出面判定某个具体投资行为是否盲目不是政府角色的题中之意。汽车制造业的行业门槛已然不低，新进企业更要为后发付出超额代价，则所谓的“国家提高市场准入标准”，不过是要就此封死准入的大门，所谓的依靠行政强制对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叫停”，不过是指望中央政府干预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这种要求在行政层面上解决具体经济问题的呼吁，其实就是向计划经济的回归。很明显，无论是提高门槛还是“叫停”，都不可能解决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非商业性，反而会引发一系列负面效应。当下的负面效应，主要是为既有劣质企业人为打造出一个基于行政干预的垄断性生存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削弱这些企业的改良冲动。未来的负面效应，主要是强化各路诸侯日后在其他领域里一窝蜂跑马圈地的冲动，因为摆明了的成例将是：重点不在于项目可行性研究有多么扎实，也不在于项目经营有多么良好，“关键是下手要足够快”，好歹还能落下一个“壳资源”。
在政府投资逐渐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之前，地方人大应当介入对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监督，即地方人大不应当止步于掰着手指头罗列上马了多少项目，而是应当拿起计算器仔细评估各项投资的投入产出效益。当下需要由中央政府出面叫停的，不是地方政府的具体投资行为，而是地方政府扭曲市场效应的行政行为，即政府不应当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只需要管好政府。汽车制造业的行政性门槛非但不应提高，反而应当降低，直至最终完全取消，让市场的门槛和规律真正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