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爱平
《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纂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它所收录的书籍，上自先秦，下迄清代，几乎囊括了从古到今（指修书的乾隆年间）中国历史上的主要典籍，并且涵盖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和各个专门领域，因而历来有“典籍总汇，文化渊薮”的美誉。在十八世纪，像《四库全书》这样的文化巨著，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当时
的世界上，都是绝无仅有的。
清代乾隆年间，统治者之所以要纂修这样一部超越古今的大书，实与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在中国古代，很早就有“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至理名言。它说的是夺取政权，建立新的王朝，要依靠武力，但治理天下，绝不能仅仅依靠武力，而必须讲求文治，正所谓“以武开基，右文致治”。文治武功也因此成为衡量历代王朝兴衰、国家治乱的重要标志，但文治的地位要居于武功之上，作用也远比武功更为重要。综观历史，历代统治者讲求文治最常用的方法和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搜求典籍，编纂图书。这在王朝的鼎盛时期尤为如此，如唐代有经书定本《五经正义》以及《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等纪传体史书；宋代有三大类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和《册府元龟》以及编年体史著《资治通鉴》；明代有大型类书《永乐大典》；清代有仅次于《永乐大典》的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不仅构成了中国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独特的人文景观，也形成了中国古代盛世修书的文化传统。
乾隆年间，正值清朝的鼎盛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乾隆帝仿效历代统治者的做法，大力提倡“稽古右文”，组织学者校勘十三经、二十一史，开馆纂修各种书籍，并先后两次下令征访图书。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第三次征书谕旨下达之后，时任安徽学政的朱筠就此专折上奏，提出了访书编书的四条建议。其中特别提出，翰林院所藏的《永乐大典》一书中收有不少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贵典籍，请求派专人进行辑录。由于朱筠的建议既迎合了统治者讲求文治的需要，又与乾隆帝的征书谕旨相吻合，因此，军机大臣议定，立即选派翰林院官员查核《永乐大典》，结果确如朱筠所言。于是，乾隆帝立即下令从《永乐大典》中辑校珍本秘籍，并决定在全国各地广泛征集图书，同时采购社会上流传的通行本，挑选清内廷收藏的图书，再把所有的书籍都汇集起来，统一编排，定名为《四库全书》。一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就由此拉开序幕。
乾隆帝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之后，朝廷很快设立了四库全书馆，由皇帝任命皇室郡王、大学士以及六部尚书、侍郎兼任总裁、副总裁，并特别征召翰林院和全国各地的著名学者入馆担任纂修官，从事考核编纂工作。据统计，先后任职四库馆并正式列名的朝廷官员和文人学者达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著名学者如纪昀、陆锡熊、周永年、戴震、邵晋涵、翁方纲、程晋芳、任大椿、朱筠、王念孙等人，都是负学界重望的最佳人选。根据书籍的不同情形，纂修工作主要分为三大部分：一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当时社会上已经失传的珍本、善本；二是对清代历朝皇帝下令编纂的各种书籍以及宫内各处收藏的图书进行校阅修改，并奉命编纂各种书籍增入《四库全书》；三是对全国各地进呈至四库馆的图书进行斟酌取舍、考证校勘。在众多纂修官的辛勤努力下，许多书籍的真实面貌得以恢复，文字讹误得以纠正，版本源流也得以厘清。
在全面清理甄别历代典籍的同时，纂修官还进而藉助传统目录学的工具和手段，总结学术的渊源流变，反映典籍的分合存佚，确定图书的进退取舍。这就是与《四库全书》相辅相成的大型目录著作《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它把《四库全书》所收录的图书分为两类，一类是“应抄书籍”。凡是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永乐大典》中辑佚出来的珍本、善本，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以及有益于实用的书籍，或者虽有不足之处但瑕不掩瑜的图书，都列入“应抄”的范围。这些书籍都要完整的抄录下来，也称之为“著录”书籍。其中特别稀见的珍本秘藉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流传，此即《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共计收书138种（内4种刻本）。另一类则是“应存书籍”。大体说来，凡是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或者在纂修官看来学术水平不高、价值不大，甚至有错误之处的图书，都列入“应存”的范围。这些书籍不再抄录，只是把它们的书目提要收入《四库全书总目》，也称之为“存目”书籍。在清理甄别、进退取舍的基础上，《四库全书总目》根据传统目录学的正统分类体系，把著录、存目的所有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并于部下分类，类下再细分为各个子目，计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子目。与此同时，《总目》还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优良传统，于各部卷首撰写总序，各类卷首撰写小序，并为《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每一种书籍撰写详细的书目提要，介绍作者生平，叙述典籍内容，考辨篇章文字，（来源：光明日报）
